新政府需要用外交的热情来支持这种对国防的热情。正如中国所展示的那样，定期的部长和首脑级别的接触可以带来很多善意。

相比之下，历届澳大利亚政府都没有对东南亚表现出持续的兴趣，而太平洋地区关系“升级”导致了东南亚地区的关系“降级”。

扩大技术合作是很重要的。从国防到经济政策，澳大利亚官员已经在整个地区建立了信任关系。他们需要澳大利亚提供更多的财政支持，以扩大这些务实的、以问题为导向的伙伴关系，帮助东南亚各国政府解决他们面临的日常挑战。

澳大利亚还应该改善签证的批准手续。如果游客、学生和投资者被迫通过苛刻和限制性的签证程序，那么关于“太平洋家庭”或“东南亚朋友”的谈论就会变得空虚。英国、美国和欧洲的情况也是如此。西方最大的竞争优势之一是其社会的吸引力，政府应该挖掘这种需求，而不是将人们拒之门外。

最后，在从缅甸到菲律宾都面临民主压力的情况下，澳大利亚需要更加努力地支持公民社会。这并不意味着奉行明显的意识形态外交政策，而是意味着要与该地区大多数所谓的威权政府合作，与该地区6.6亿人口建立关系，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

澳大利亚需要找到方法来帮助东南亚的公民社会促进透明度和问责制，同时认识到各国政府的敏感利益。这种艰难而昂贵的工作将帮助各国在未来更好应对中国的“慷慨解囊”，廉价而简单的民主与专制之间斗争的说法没什么用。

许多东南亚外交官对澳大利亚在面对中国强大压力时表现出的毅力表示钦佩，然而他们也担心澳大利亚会不必要地与中国政府作对。没有哪个东南亚国家的政府希望发现自己处于澳大利亚的位置，要去面对中国持续的贸易“制裁”和政治接触的冻结。

不管中澳关系的现状应该归咎于谁，澳大利亚仍然处于一个非常困难的境地。在更广泛的美国对华联盟中，其他成员和中国的关系没这么僵。没有任何一个印太地区的国家发现自己无法与该地区的头号大国对话。

虽然澳大利亚早就应该重新评估与中国的关系，但越来越多的风险是，一心一意对抗中国的做法将损害澳大利亚在东南亚必须开展的重要工作。

澳大利亚也可以从东南亚地区学到很多东西。“对华立场是必要的，”一位东南亚的高级官员告诉我。“但中国不会消失。最终，我们都需要学会与中国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