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岁到33岁（2014-2019）：26岁时，我遇到了一位来自黎巴嫩的历史教授，在“阿以冲突”问题上慢慢把我引到了正确的方向上。在此之前，我一直是以色列的忠实支持者，直到那时，我突然清醒过来。一旦我在以色列问题上“去西方化”了，我就也开始在一个接一个的全球问题上“去西方化”了，这就是多米诺骨牌效应。

当时，我对现代中国仍然一无所知，对中国执政党仍然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但这种感觉已经不再是敌意或反对。任何指责中国执政党的人，在我眼中已经是“骗子”的身份了，那么我该怎么办呢？

我基本上变得中立了，并且不在乎那些问题。我看待中国政府的方式变的和我看待其他任何政府的方式一样正常了，谁在中国执政并不比谁在阿根廷或印度尼西亚执政更让我困扰。

我曾经尝试着自学一些汉语，但几乎马上就放弃了（学不会声调）。

31岁到33岁（2019—2021）：我注意到香港的“民主抗议”（在加拿大是个大话題），但我真的没有什么兴趣。当时的特朗普政府开始编造虚假的“新疆种族灭绝"，但感谢上帝，我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厌恶让我从第一时间就产生了怀疑，尽管我仍然对中国一无所知。

我决定再次尝试完成不久前放弃的学士学位，这次我决定学习历史，不再试图成为工程师、统计学家或其他我讨厌的职业了。我有一节课程是关于中国历史的，但这节课可能不是学习中国历史最准确的课程。我们使用乔纳森·D·斯宾塞的《寻找现代中国》当教材。（为什么不能用中国作者写的书呢？）

香港民众反港独。来源：大公报

这本教材涵盖了从明朝晚期到中国现代的历史，在袁世凯之前的部分内容还行，但到了1920年之后，一切内容都是你能猜到的那种……直到改革开放情况才有所好转，总有一天，“民主”会降临。在接触了教材中一些关于邓小平的内容之后，我慢慢开始反思我对中国执政党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