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方很快看上了这个身段灵活，知道怎么为美国提供周到服务，且具有强烈反共倾向的日本政客，美国情报机构的评估报告将其看作是“创造一个服从美国的日本”的最佳人选。由于得到了在战后日本事实上享有太上皇地位的美国的信任，岸信介从巢鸭监狱释放后，平步青云，很快成为日本政坛的风云人物，直到成为日本的首相。

需要说明的是，岸信介骨子里是坚定而典型的日本右翼，后世旁观者看来极为不堪的舔跪美国的各种表现，对日本右翼来说，无非是依附强者，保存生命，再随时准备等强者力弱时反戈一击的标准战术。

所以，作为日本的首相，尽管与美国的合作极为顺畅，但是岸信介仍然在1960年1月19日主持推动了《日美安保条约》，通过与美国签订新的美日安保条约的方式，将悬挂在日本右翼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即驻日美军“镇压日本国内暴乱”的所谓“镇暴权”条款，实质性地从条约中移除了。

很显然，在岸信介、佐藤荣作之后，成为一家中第三个荣登日本首相宝座的安倍晋三，完整而系统地继承了“昭和妖怪”的右翼战犯基因。这种基因，支配了安倍晋三的三类主要活动：

第一，强化与美国关系的绑定，但同时时刻以各种方式试探美国对日本的真实控制程度，谋求在适当时期卸掉被日本右翼看作是“奇耻大辱”的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并且在自卫队能力建设上实质性地重新恢复二战时期日本帝国海陆空军曾经拥有的辉煌地位。

从操作方法上来看，最近一段时间安倍晋三在日美安保体系与台湾问题上的“大放厥词”，其实是一种经典的日本右翼“下对上撒娇”，试探作为安保体系主控者美国真实实力、意志及对日本管控能力的精心操作；如果最终得出的结论，是美国为了牵制中国的战略威胁，已经事实上放松了对日本右翼的警惕与管控，则后续会出现更多的试探，其中一个主要的方法，将是以“配合美国需要更大的行动自由”为理由，推进对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的实质性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