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观察者网 李泠】

·中国-尼加拉瓜复交

观察者网：尼加拉瓜为何此时与台湾“断交”？

崔守军：既有内政，也有外因。第一个原因就是自2016年起拉丁美洲陆续有几个国家开始跟台湾“断交”，承认“一个中国”原则——2016年是圣多美和普林西比，2017年是巴拿马，2018年则是多米尼加、布基纳华索和萨尔瓦多三个国家。

特别是巴拿马，它是一个非常活跃的经济体，在中美洲、加勒比地区有非常强的影响力；而它跟中国建交之后，两者在经贸往来、外交领域的互动应该说都获得了积极的成效。这对尼加拉瓜来讲是一个催化。

第二个原因就是，尼加拉瓜也受到疫情的冲击，国内通货膨胀率不断上涨，社会发展受到一定的影响。因此，它需要找到一个强大的经济合作伙伴，借此推动本国经济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几年前就有中国企业想要投资兴建尼加拉瓜跨洋运河项目，虽然最后没成，但可能也让尼加拉瓜意识到这类合作可以促进尼加拉瓜和中国经贸关系的开展。

再就是近来台海关系的恶化，可能让尼加拉瓜感觉到风险，让它觉得再跟台湾在一起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2月10日，中国同尼加拉瓜在天津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尼加拉瓜共和国关于恢复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图/“央视新闻”微博）

观察者网：奥尔特加总统个人是否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这是他第四次担任总统，而我们知道，尼加拉瓜在1985年中断与台湾长达55年的所谓“外交关系”，首次与大陆建交，就发生在他的任内。不知道您怎么评价这一人物？

崔守军：奥尔特加是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的领导人，他1979年就开始执政，1990年争取连任失败，直到2006年才重新当选。拉美的左翼阵营里出现过几个坚定的支柱，第一个毫无疑问是同为共产主义国家的古巴，第二个是查尔斯时代的委内瑞拉，第三个就是奥尔特加时代的尼加拉瓜。这三个政权在欧美及拉丁美洲一些右翼政府看来是比较反动的，所以奥尔特加在拉美的形象比较糟糕。

奥尔特加及其妻子穆里洛（资料图/路透社）

至于尼加拉瓜与大陆断交后又复交一事，尼加拉瓜毕竟是个小国，而台湾又爱搞“支票外交”，出于现实利益考虑，当时尼加拉瓜还是乐于从台湾拿到一张“大支票”的——要知道，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大陆经济还比较差，当时台湾的GDP总量相当于大陆的4成有余。

但是，这么些年下来，两岸经济实力此消彼长，如今台湾的GDP总量已不足大陆的5%，此外尼加拉瓜没什么制造业，主要依赖农产品、原材料的出口，而这些刚好又是中国大陆大量需求的。这些变化让它明白，跟大陆合作，肯定会有更多的经济收益。

观察者网：在时机上，因为拉美一直被视作“美国的后院”，眼下美国在召开民主峰会、在东欧为立陶宛搅和台湾问题站台、众议院又通过涉疆法案，有观点认为中国-尼加拉瓜此时复交，是对美国的回击。您怎么看待这一说法？

崔守军：为什么不前不后偏偏这个时候复交？我相信中国的外交部、相关统战部门肯定做了很多工作，不排除他们有这方面考量的可能。至于尼加拉瓜，我觉得这种小国是机会主义者，肯定更看重利益，承诺到手，什么时候“断交”、建交都行。好比只要你请我吃饭，中午还是晚上都可以。

观察者网：说实话，突然看到中国与尼加拉瓜复交的消息有点意外，因为原本以为中美洲这区域会是洪都拉斯先传出消息，毕竟此前希奥玛拉·卡斯特罗（Xiomara Castro）在参选时曾表示，如果当选，她会终止洪都拉斯与台湾的“邦交”关系，转向承认“一个中国”。不过后来有新闻报道，其幕僚认为没必要，认为“只要我们和美国关系好，我们就不需要和中国建立关系。”之后美国也发话表示，不论谁当选，美国都希望洪都拉斯与台湾保持“外交关系”。您对洪都拉斯-台湾关系作何预判？

崔守军：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在2016年已经倒下了，到今年，中间要不是受疫情影响，我觉得这些事情可能会早点发生，疫情延缓了它们与中国建交的节奏。尼加拉瓜已与中国复交，洪都拉斯、危地马拉或者说拉美剩下的小国与中国建交只是时间问题。

因为这些国家都是要谋利的，谁能给它们更大的利益，它们可能就会站在谁的一边。而中国这些年经济实力大幅增长，以及对拉美原材料、初级产品的大量需求，都会让这些国家感受到一股非常大的驱动力。

其实这些国家都有非常好的资源。巴拿马等国家我都去过，旅游条件极好。你去美国旅游，成本高，自然风光也没有中美洲这些国家那么原生态。中国人如果能去那里旅游，哪怕去一点点人，对这些国家的经济拉动都是巨大的。

现在尼加拉瓜已与中国复交，可以想见很快中国就会跟尼加拉瓜高调宣布一些基础设施、金融方面的合作项目，尤其是基础设施合作，都是这些国家非常需要的。大笔合同的签订，必然又会刺激一批国家。洪都拉斯是尼加拉瓜的邻国，它必然受到这种情绪的感染。

观察者网：您刚说疫情延缓了它们跟中国建交的步伐。考虑到中国在疫情中的表现及新冠疫苗、防疫物资的稳定生产，为什么建交的步伐反倒是变慢了？

崔守军：这听上去确实有点像悖论。不过疫情一方面导致这些国家大门关闭，另一方面使得这些国家国内失业率、通货膨胀率都在不断增加，所以当时它们的注意力都优先放在国内政治、经济发展上。

但是疫情的持续时间超出它们的预计，各自国内通货膨胀、失业情况的恶化程度也超出它们的原先预期，既然这时候国内没有办法，它们自然需要从外界找到一种动力帮自己解决这些问题。中国要疫苗有疫苗，要口罩有口罩，科技实力也不差，还有巨大的进口需求，特别是中国在基建上很有优势——经济遭受困难，基建是一个非常好的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

观察者网：鉴于有过断交的“黑历史”，我们未来是否需要担心它们在这一问题上反复横跳，试图借台海问题、中美竞争谋取更大利益？

崔守军：从历史来看，上一次“跳”都是三十年前的事了，因此我觉得未来即使再“跳”，那也是大几十年以后的事情了。再说了，2049年我们都实现第二个一百年了，估计那时候台湾早已统一，这问题都不存在了。

·拉美左右之争

观察者网：今年在智利、巴西的选举中，拉美的左翼势力再次崛起。此前对于左右翼在拉美的斗争，会有一个相对清晰的局面，但如今难说左派终结，也不好说右翼回归。为何当下会如此胶着？

崔守军：拉美在政治上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即钟摆效应——就像钟摆一样，摆到左边后一定要再到右边，在中间会有一个停滞点。从1980年代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以来，拉美的政治基本上呈现出左右轮流坐庄的趋势。近年来，从巴西大选开始，拉美政治呈现出右翼占据主导地位的态势；但是左翼在阿根廷大选中的胜出，又带来了新的变化。这个地区的政治生态就是这样的。

依我个人浅见，最根本的原因是，不管是左翼还是右翼，都没有找到一个能真正地促进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的长期战略。因为找不到解药，所以民众就在左右之间来回摇摆，这边不行了换一边；如果有哪个政党或政党联盟做得特别好的话，那它的执政时间就会长一点。

另外，拉美政治的左右摇摆，一定程度上也受到大宗商品周期的影响。比如说查韦斯在委内瑞拉执政的14年，正好是油价比较高的时候，因此查韦斯可以依靠石油收入推行惠及中下阶层的政策，老百姓对他的支持度也比较高。石油价格一旦下跌，收入大幅减少，左翼怎么继续推行惠及中下层民众的政策？这时候右翼就出来说“这种政策是不对的，是不可持续的，我们提了一个新的主张……”，然后就再上台了。受疫情冲击，今年的大宗商品价格，以石油为例，虽然有所反弹，但跟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的价格相比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委内瑞拉前总统查韦斯，于2013年去世，生前被世人称为“反美斗士”。（资料图/新华网）

观察者网：那您认为未来二三十年内，左翼能找到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吗？

崔守军：我不认为，我觉得左右共存会是一个突出的特点。

观察者网：考虑到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许多国家地区贫富差距越来越悬殊，不平等现象越来越突出，而且疫情也提升了民众对医疗等公共品的需求。在您看来，这形势是否有助于左翼谋取更大的政治空间？

崔守军：应该说有一定的作用，因为左翼的政策更偏重惠及社会的中下阶层。比如智利刚结束的大选，左翼联盟也获得比较高的支持率，所以能看到现在大家对左翼还是有一些期待的。但是右翼在第一轮选举中获得的支持率是第一，中左翼联盟是第二，这说明其中还有很多不确定因素。

观察者网：那您认为左翼在谋求执政权或是在执政的过程中，要优先解决哪些问题，才能拿到权力、握稳权力？

崔守军：左翼上台，说到底是要提升老百姓的社会福利和生活水平，因此他们要有一些具体举措。此外，他们也需要提高自己的国家治理能力，比如解决腐败问题，这是非常迫切的。

观察者网：提升民众生活水平、提高自身治理能力，似乎右翼也都有强调这几点。

崔守军：现在拉美政治有一个趋势，不管是左还是右，都往中间靠拢；换言之，左翼现在在学右翼的东西，右翼也在学左翼的东西。主要原因还是现在拉美的民众政治参与度很低，投票积极性不高，大家对政治缺乏信心——不管选谁，最后都是一个结果，那我干嘛去投票？为了拉拢活跃的民众，左右翼的政策就往中间靠拢，所以两者的政策差异性比起十年前小了不少。

观察者网：这里面有个有趣的点。在美国那边，似乎政治口号、呼吁越极端，越容易吸引选民注意，比如特朗普的当选；而在拉美，则是相反。

崔守军：在美国，两党各自的基本盘总体上是相对稳定的，所以他们会通过提出一些偏极端的口号来拉拢新参与的选民——你可以把新来的选民理解成“增量”；而在拉美，民众参与投票的意愿越来越低，存量越来越少，用我们的话说就是“越来越卷”，卷的结果就是越来越趋同。至少在智利，我看到的是这种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