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非常不高兴，后来经过了几轮谈判，之后是派周总理一起和苏方谈判，最后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大连的协定》等。根据这些协定，苏联不迟于1952年末，将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和财产无偿移交中国政府。这是很了不起的，现在看来这独立性太重要了。

纪念邮票（资料图/维基百科）

随后是1960年代，苏联想控制中国，我们和苏联就马上拉开距离了。此前美国打到朝鲜，我们抗美援朝。所以1960年代中期、后期，特别是后期，我们是同时和两个超级大国对峙，就是为了保持独立性。现在看来这个独立是最珍贵的。

主持人：对，独立性是最珍贵的，我们再看当下整个国际局势，一个国家的外交真的很难做到完全独立自主。

金灿荣：是的，包括很多成熟的西方国家，因为某种政治原因、历史原因，它们的独立性其实都是受限的。比如德国、日本曾为战败国，韩国是被美国人为扶植的国家，所以它们的独立性都是有问题的。至于第三世界国家，独立之后大部分都不能摆脱原来老宗主国的经济、文化、政治、意识形态影响。所以虽然二战以后出现了100多个国家，但真正能做到独立自主的还是很罕见的，咱们中国应该就属于里面的“模范标兵”吧。

主持人：如果当时没有取得这样的独立自主性的话，我们可能会始终背着非常沉重的包袱在前进，我们也没有办法完全根据自己国家和人民的呼声发出属于我们自己的声音。

张维为：我们看最近国际政治中的一个例子，就是乌克兰。乌克兰我去过两次，如果理性地分析的话，这个国家它不应该“拉偏架”，它应该在俄罗斯和西方之间保持中立，这个最符合它的利益；但它没有独立性，美国人一定要让它站在西方一边，它只能站在西方一边。上来一个亲俄的政权，结果你看国家打内战，现在弄得一塌糊涂。

主持人：除了外交独立自主，咱们70多年一路走过来，是怎么做到不犯大的战略错误的？

张维为：这个就叫“治国理政”，就是整个国家治理的一部分。我们在做大的决策时是很慎重的，而且确实做到我们讲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民主集中制反复好几次，最后拿出一个比较照顾各方情况的、靠谱的决定。

金灿荣：我补充一点，咱们外交决策这70多年来没有犯太大的错误，就是因为咱们这个历史积累其实挺好的，中国五千年文脉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