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中的士兵似乎已经接近直面自己的战争罪责，但最终，这些罪责却被处理成脱离政治背景的个人创伤。

就像大多数糟糕的道歉一样，这些故事越往后发展，越像是在替自己开脱：那是我第一天担任坦克炮手；恐怖分子总是把平民当作人肉盾牌；发生错误在所难免。

以色列前总理果尔达·梅厄曾说过一句著名的话：“我们可以原谅阿拉伯人杀害我们的儿子，却永远无法原谅他们逼迫我们杀害他们的孩子。”

然而，2023年10月7日事件发生后，经过几轮新闻周期，以色列原有的宣传体系开始逐渐失效。

以色列于是采用了新的应急手段：在国际上展开恐吓行动，借助拉里·埃里森、大卫·埃里森等拥有强大影响力的人物推动媒体舆论操作，并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杀害战区记者。

对爱德华·萨义德那一代人而言，打破以色列宣传的关键，是在资源和传播策略上战胜一套精心组织的意识形态机器。

而对于《NAZA》的导演来说，挑战反而变得更加直接：在西方大国已经默许各种镇压、报复和流血行为的时代，他们必须拿出勇气说出真相。

相比之下，美国电影目前受到的主要还是相对隐蔽的意识形态控制，而非针对电影人的公开恐吓和阴谋手段。

最近，华纳与派拉蒙的合并，让CNN、HBO、TBS、BET等一长串媒体资产，可能走上与CBS类似的政治改造道路。此前，在埃里森阵营的巴里·韦斯主导下，CBS已经经历了这样的变化。

这只是美国社会理解自身及外部世界的能力不断受到侵蚀的漫长过程中的最新一步。

早在此前，媒体集团的集中化就已经在侵蚀美国新闻编辑室的独立性。特朗普年代的新闻回避现象，又给媒体造成了巨大的经济压力。

特朗普惯用的政治策略是以接连不断的戏剧性事件和丑闻占据新闻空间，让公众应接不暇。更不用说，社交媒体的兴起进一步削弱了传统新闻机构的经济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