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对未来战争趋势的误判，冷战后凭借少量高技术弹药就足以赢得一系列非对称冲突的经验，必然导致军工研发和生产向该方向倾斜。当俄乌冲突爆发后才逐渐发现高强度消耗战仍是可能面对的问题，但原有研发和生产惯性难以一举扭转，如2024年投产的得克萨斯州梅斯基特弹药工厂，在“号称”投产两年后竟然没有生产出一枚合格的155毫米炮弹，而在FPV、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反无人机拦截器等新锐低成本弹药领域，因长期不重视，美军现有能力甚至还不如乌克兰和伊朗；其次，美军约78%的武器系统依赖中国主导供应的镓、锗等矿产，中国拥有全球90%以上的稀土和石墨加工能力，美国完全重建可靠供应链可能需要至少10年。

另外从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开始，美国军工产业的产能方向全力转向乌军需求，比如乌军亟需的“海马斯”火箭弹、155毫米炮弹、单兵反坦克/防空导弹等并非美军紧迫需求，从而导致国防工业资源的“排挤效应”。不过客观来说，乌军消耗也推动了近年来美军部分弹药产能的扩张，双方至少在防空反导领域的需求是基本重合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爱国者”拦截弹。

弹药不足的影响实际上已经不仅局限于战场。一旦潜在对手意识到美国的导弹库存不足以支撑第二场大规模冲突，美军在全球各热点地区的威慑力将大打折扣。再进一步看，在盟友体系内，对伊冲突或其他类似级别的冲突将打破原有的生产采购平衡，将美制弹药短缺的问题彻底公开，在优先保证战场供应的前提下，那些常年靠采购美制弹药维持军力的盟友会经常处于掏了钱但不能按时提货的窘境，从而引发盟友的安全焦虑，此时美国对盟友的安全和外交承诺就可能被动摇。盟友可能因此重新评估对美国的安全依赖关系，或者考虑打造相对独立的国产军工体系，或者寻求具备更充足产能的其他国外供货商，这将意味着美国对相关盟友控制能力的削弱及其他军备大国扩大影响的机会。

特朗普政府对上述风险很清楚，相比前届政府也的确采取了一些措施。一是在国防预算中编列一项巨额“调解资金”专用于弹药补给，该“调解资金”对于弹药采购不要求立即交付（工厂做不出来），而是通过提前拨款向制造商保证长期订单，从而诱导他们进行产能扩张，并进而维持产业上游中小零配件供应商的扩产信心。该策略基于修复甚至重整整个弹药供应体系的目的，问题是“治本不治标”，解决不了当前所直接面临的弹药短缺。

二是加强各类更便宜、更易大规模制造的新型弹药研发，如开发单价低于25万美元的MACE微型海基巡航导弹，成本只有“战斧”不到十分之一，但能覆盖“战斧”所日常执行的大部分任务。然而调整军工研发方向同样需要时间，且可能面临军工复合体追求更高利润的内部阻力。

相比以上，其实更现实的解决之道是与那些产能充沛的盟国合作，如在远程自杀无人机、无人机拦截器、低成本巡航导弹等领域乌克兰拥有不断扩大的战时产能和非常成熟的国际化产业链，美方如果“放下身段”，完全可以直接大规模采购或用其他美制装备等价交换，同时注入资金进一步推动乌克兰增产提效。这种方式比引进生产线在国内生产见效更快，尽管有悖于特朗普重振国内制造业的国家战略，却可以在短期内补充大量廉价弹药。它们融入美军现有作战体系的确需要一些时间，但也肯定比坐等国内军工企业增产快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