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伯纳姆就读于当地的圣艾尔雷德天主教中学。17岁时，他在学校模拟选举中扮演政治家。但真正改变他人生轨迹的是他的英语教师史蒂夫·哈灵顿，后者用工人阶级诗人托尼·哈里森的作品打开了他的文学兴趣，并鼓励这个来自本地普通家庭的学生报考剑桥大学英国文学系。

刚到剑桥菲茨威廉学院时，伯纳姆长期受“冒名顶替综合征”困扰。周围同学似乎更熟悉精英教育的规则，也更自然地认为自己更有资格进入国家权力中心，而他这个普通人家的小孩却显得格格不入，好似偷了别人的剑桥录取通知书来上学。他最终获得英国文学二等一级学位，曾为剑桥校报Varsity撰写体育报道，也在剑桥认识了后来成为他妻子的荷兰裔市场营销从业者玛丽-弗朗斯·范希尔。

伯纳姆爱写诗，习惯自己修改演讲稿，会从酒吧、足球看台和公交站获取政策灵感。这些细节共同塑造了他的“普通人”形象。在《泰晤士报》的专访中，伯纳姆谈到父亲罹患阿尔茨海默症。于他而言，社会照护不仅是一项公共政策，也和他的家庭生活紧密相关。

不过，在精英圈中缺乏自信的普通人一般也更在意别人是否喜欢自己。英国媒体对伯纳姆的评价是：温和、热情、富有同理心，却也敏感、好胜，甚至善于跟风调整立场。

如今，家世普通的剑桥毕业生伯纳姆打破了牛津大学对唐宁街长达数十年的“垄断”：英国上一位毕业于剑桥大学的首相，还是1937年卸任的斯坦利·鲍德温。不过，接受了剑桥教育的伯纳姆，却不断强调自己在剑桥的局外人感受。正如他在新工党体系内走入政坛，却最终靠批判威斯敏斯特重建声望。所谓“北方身份”，一部分确实源自他的家庭出身，另一部分则靠他在政坛受挫后巧妙营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