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国家普遍依赖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金融体系，通过外债和外资维持经济运行，对美国货币政策和资本流向高度敏感。20世纪80年代爆发的拉美债务危机表明，一旦外部金融环境收紧，国家便不得不优先偿债、削减公共支出，原本用于发展和产业升级的政策空间被迅速压缩。正是在贸易结构、资源和金融体系多重受制于外部力量的情况下，拉美国家即便意识到发展模式存在问题，也难以在现实中坚持自主改革，这构成了“门罗主义”对拉美最深远的影响之一。

在“门罗主义”的长期阴影下，经济制裁已成为美国阻碍拉美国家发展的惯用手段。1962年，美国对古巴祭出全面经济和金融封锁与贸易禁运，此项制裁至今仍未解除。2006年，美国又对委内瑞拉施加武器禁运，并逐步升级为涵盖石油、天然气等命脉行业的系统性经济和金融制裁，意图扼住其发展的咽喉。2017年，以“美国优先”为旗号，美国以关税相威胁，强力推动重谈已运行20余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美国去年底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加入了“门罗主义的特朗普推论”，即“新门罗主义”或“唐罗主义”。该战略在关于西半球章节的结尾有这样一句话：“我们应该尽一切努力，将在拉美地区开展基础设施业务的外国公司驱逐出去。”据“德国之声”报道，对这句话的解读是，在拉美有业务的欧洲、亚洲的建筑公司，都会成为“新门罗主义”打击的对象。该媒体表示，“新门罗主义”更意味着，美国将不再允许美洲的主权国家自主决定与哪些国家以及公司发展关系和开展合作。

在“新门罗主义”正式提出前，美国早已采取行动挤压拉美国家的自主发展空间。据美国《欧亚评论》杂志报道，2025年11月，美国与阿根廷、危地马拉、厄瓜多尔和萨尔瓦多这四个拉美国家达成了贸易框架协议。这些国家或已美元化，或部分美元化，对美国经济高度依赖。达成的协议远非一般的贸易便利化安排，而是要求这些国家在出口管制、投资安全、税务透明等问题上与美国对齐，从而将其治理结构和政策导向美国规范。美国对拉美国家的这种内部政治重塑比军事干预更为隐蔽和持久，并通过规则框架系统性排除外部力量，构成了一种新型的“制度性门罗主义”。美国目前正在构建的西半球战略是一种以规则、资源和供应链政治为核心的区域权力重新配置策略，其全面性体现在经济制度、安全合作、供应链安排和政治治理的紧密结合上，而排他性则体现在利用法律、标准和资源控制手段将外部参与者排除在美洲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