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一凡进一步指出，这种战略姿态在当前中东冲突、俄乌战争等多重危机背景下同样表现得十分明显。一方面，美国既要处理地区热点问题，又要推进自身在全球推行的战略主张，因此其对多边平台的“合作意愿”明显下降；另一方面，美国内部对“美国优先”政策的依赖，导致其对其他国家利益表现出极低的顾及程度。

“可以看到，G7峰会如今最大的期待，不再是达成多少实质性共识，而是在于是否能避免与美国发生公开冲突。”正如有的媒体报道，能够在会场上勉强合影，便已是不易。各国对G7的实质作用期待极低，反映出这个曾经西方世界协调立场的关键机制正陷入功能空转。

比如在对等关税问题上，每个国家都在争相推动与美国的双边谈判，力图在具体关税调整中为本国争取最优解。表面上各国口头上呼吁“联手应对”，但实际上，七国集团内部，不仅出现了“6+1”的局面，其余六国之间也是矛盾重重，难以调和。当共同战略目标消失，各怀鬼胎的盟友关系注定难以长久。

“如果说此前的‘关税威胁’还停留在谈判桌上的恐吓，那么接下来的发展将可能进入实质落地阶段。”董一凡表示，这不仅意味着各国会启动反制机制，也预示着未来围绕关税政策的博弈将持续升级，甚至引发新的贸易冲突。“在当前全球经济信心亟待重建的背景下，这种局部谈判式的应急管理方式，充其量只是杯水车薪。”

多边失能、分歧加剧，G7未来走向成疑

外界认为，此次G7峰会，本是各国就全球经济、政治等诸多关键议题进行协商合作的重要契机，然而特朗普的提前离场以及他在峰会上与欧洲盟友的种种分歧，让G7峰会的成果大打折扣。G7集团作为曾经在全球经济、政治领域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组织，如今内部矛盾重重，其未来走向充满不确定性。

董一凡指出，历届七国集团峰会在经贸议题上往往仅达成原则性共识，极少有真正落地的具体政策，这一传统至今未有改变。因此，期待通过G7机制来一揽子解决对等关税等深层结构性问题，本身就是一种过度理想化的设想。随着欧盟、加拿大等国家在“对美反制措施”上逐步推进，G7成员间的分歧与摩擦将愈加明显。在一些关键产业领域，例如汽车、农业、数字服务税等，美国与其盟友之间的矛盾恐将公开化。

董一凡坦言，对于外部投资者、跨国企业乃至各国国内市场而言，真正需要的，是稳定、透明、可预期的国际经贸秩序，而非朝令夕改的政治化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