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萨德能够渗透如此之深，与伊朗自身体制的漏洞与社会弊病密切相关。

第一，伊朗安全机构组织管理不善，反情报工作难以形成合力。伊朗有两大情报机构，分别是情报与安全部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组织。情报与安全部是法定的伊朗最高情报机构，理论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组织也要服从情报与安全部的管理。但实际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组织独立运作，直接听命于伊朗最高领导人。

而伊朗最高领导人为了防止一家独大，在两大情报机构的组织关系上也长期持模糊态度，导致伊朗整体对外情报工作效率低下，且组织间存在恶性竞争，反而给摩萨德可乘之机。

第二，严重的社会腐败问题导致伊朗安全机构组织忠诚度欠缺，加之摩萨德和欧美情报机构的针对性招募，伊朗情报官员历史上多有被策反。1996年，伊朗情报与安全部的创始人叛逃到德国；2007年，伊朗前国防部副部长、伊斯兰革命卫队重要成员阿里·雷萨·阿什加里叛逃至美国。

伊朗情报系统的人员被策反后，大概率会泄露伊朗国内的安全战略、情报行动的具体细节、安全防范薄弱环节等，严重削弱伊朗的反情报能力。

第三，族群、性别与政治上的不满，也为外部势力提供了潜在的合作基础。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伊朗政府并未有效完成政治整合，反政府组织长期存在，成为以色列在伊朗境内开展情报行动的积极合作者。以色列政府宣称，最新一轮对伊朗的空袭得到“超过1300名伊朗反对派的支持和帮助”，这一数字的真实性无从得知，但伊朗国内的确存在一定数量的民众支持反政府组织，并在共同的诉求下与以色列以及美国情报组织进行合作，为伊朗的反情报工作带来严峻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