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财政赤字、贸易赤字、美元升值问题缠身的美国，试图对日本施加进口限制等贸易保护主义措施，要求日本降低144种商品关税、解决通信器材贸易失衡问题、扩大进口美国商品等。为了降低对美贸易顺差，日本承诺扩大美国产品进口并推进金融自由化等。

为了解决美国巨额的贸易赤字，在美国政府的策划下，1985年9月，美、日、英、法、德等五国的财政部长及央行官员，在纽约广场饭店召开了“广场会议”。会议达成了关于协调各国货币政策、促使美元对主要货币有秩序地下调的协议。

然而，这份协议仅维持了不到两年，由于联合干预造成美元过度贬值，1987年2月，加上加拿大的六国又在法国匆忙签署《卢浮宫协议》，以阻止当时的美元币值下滑，稳定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市场。

白川方明认为，美国经济自80年代末开始复苏，但这与“广场协议”并无关联，而是益于美国创新型IT企业的崛起，服务贸易顺差正是美国经济实力和活力的象征。

“对美国来说，‘广场协议’最终变得毫无意义，而且美国也没有为此付出任何代价，”白川话锋一转，“但对日本而言，代价是惨痛的。”

他分析称，“广场协议”签订后，为了兑现提振内需、减少贸易顺差的承诺，东京实施了长期的货币宽松政策，日元大幅升值，日本国内经济泡沫急剧扩大，最终由于房地产泡沫的崩溃，造成了日本长达几十年的长期经济停滞。

白川写道，“回过头来看，‘广场协议’是日本经济的一大绊脚石。”

细究日本当时接受这份不公平协议的原因，白川认为，其一是日本政府当时对经济规律的理解存在偏差，贸易失衡不仅仅是表面上的进出口不平衡，本质上与外汇缺口和储蓄缺口（I-S）的结构性趋势相关——日本存在正缺口（储蓄大于投资），美国存在负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