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方共同的责任是：跳出双边来看双边。你不能要求任何一组双边经贸都趋于平衡，而是要看整体上一国的顺差或者逆差是否过度。比如说，中国可能卖了太多鞋子和电脑给美国，但是中国从中东进口了太多原油，而美国卖了很多武器装备给中东，这样一来，总体上是平衡的。如果我们再将资本项目的利益关系以及贸易商品的附加值纳入考虑，那么中美合作的利益分配其实是相当平衡的。

中方的主要调整责任是调整自己的国际收支平衡，贸易顺差应该进一步收敛，国内福利开支应该加大，共同富裕加快实现，劳动者权益和生态环境应该得到更好的保护。这些正是最近十多年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已经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但是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而美方的对等调整责任，则是放弃自己的美元霸权。

美元的超额霸权始于1971年，在此之前，美元仅仅是黄金的仆人；尼克松关闭黄金窗口并打击IMF的SDR而捍卫美元国际货币地位的做法，相当于发动了一场全球货币金融领域的政变，仆人谋杀了国王，篡夺了王位。自此以来，美国从顺差国变为最大逆差国，美国国债失去了控制，美国产业出现了严重的空心化，白人蓝领成为受损者，而获益者最主要是华尔街的大家族和大公司。

美国的知识分子有责任从各种数学游戏中走出来，直面问题，并向美国人民诚实地阐述这段历史和其中的再分配效应。对此，我和共和党的一位著名经济学家、IMF的SDR部门的负责人Warren Coats博士合作过一篇学术论文，阐述其中的机理。

熟悉过去百年世界经济史和政治经济思想史的朋友应该明白：我所说的，不过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复当年凯恩斯同怀特辩论中的若干要点：真正多边的全球货币，贸易顺差方和逆差方都肩负调整责任。这样才是一个公平而可持续的世界贸易和货币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