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靠通产省主导的产学研集中攻关，日本存储芯片超越了同时期的美国，在80年代登上全球顶峰。但在90年代的衰退中，存储、面板、芯片制造这些优势项目又被韩国人相继击败，并保持着惊人的优势直到今天。

东亚电子产业的腾飞，很大程度上依赖产业政策主导下，由出口贸易带动的产业升级，即东亚模式。全国各地的高校批量生产着理工科人才，源源不断的输送到工业部门。

东亚经济体的优势产业往往有一个特点——其技术进步往往集中在生产制造环节，以服务于大规模标准化的生产。

无论是面板还是存储芯片，由于产品高度标准化，它们的核心竞争力都是规模换来的生产成本降低，而非纯粹的技术进步。

在这个语境下，拥有强势中央政府、高储蓄率和大量廉价劳动力的东亚经济体，就成了摩尔定律的主要战场，经过标准化教育培养出来的年轻人，一代又一代支撑着产业发展的蓝图。而这些特点，以色列都不具备。

因此，在集成电路日行千里的黄金年代，以色列人选择了另一种方式。

越是前沿的科技，某个个体的重要性和附加值就越高——比如苹果造芯的另一个幕后功臣Jim Kaller，

他在苹果、AMD、英特尔、特斯拉都待过，在每家公司都留下了传奇作品。

同样的道理，如果2013年Geoffrey Hinton没有选择谷歌，而是加入了微软或百度，深度学习的历史恐怕又要改写。

至少对2009年正在攻克自研芯片的苹果来说，把Johny Srouji纳入麾下，可能比招聘10000个集成电路专业毕业生都更有价值。

这也是以色列的思路——

与其把10000个毕业生培养成合格的产业工人，他们宁愿让9999个人都碌碌无为，也要赌剩下的那个人就是Johny Srouji。

谢谢你，夏尔·戴高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