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形势发展带来变化
对于纳粹德国发动侵略的历史和犯下的暴行，德国战后历届领导人都明确承认，并对其后果“全面承担责任”。从持续赔偿大屠杀受害者，到为受害者群体建立纪念地；从立法严禁宣扬纳粹，到教育下一代与纳粹意识形态做斗争……德国对历史的深刻清算与反省赢得了许多国家的原谅。
同时，德国二战后的“军事克制”文化也一度保持强大的惯性。德国恢复统一之初，时任总理科尔仍信誓旦旦地表示：“德军永远不会重回被纳粹铁蹄践踏过的土地。”
然而，正所谓时移世易，随着安全环境的变化，德国对军队走出国门的认知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按照德国2016年版国防白皮书的表述，“德国正同时面临着空前多样而高密度的挑战”。毕竟，上一版国防白皮书发布已是10年之前。当时，叙利亚和利比亚还未开始内战，还没有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乌克兰尚未发生大规模冲突，欧洲也无难民危机。在德国精英看来，欧洲“不稳定周边”的范围在不断扩展，应重新定义“周边安全”的内涵和军力运用的意义。
这种认知变化也体现在公众层面。2015年11月，巴黎遭恐袭后，法国要求启用欧盟条约中的互助条款，德国迅速回应，出动1200名德军参与多国对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军事打击，民意反应普遍积极。而仅仅5年前，时任德国总统科勒还曾因一番德国出兵阿富汗“有保护经济利益的作用”言论，引起国内强烈批评，最终被迫辞职。如此强烈的反差，也折射出在德军走向海外问题上的民意变化。
同时，美国战略东移留出的北约欧洲防务空缺，英国“脱欧”后腾出的欧盟防务联合“旗手”位置，以及法德在追求欧洲防务一体化和战略自主上的默契，都为德军在国际舞台发挥更大作用提供了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