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对此显然不予认可。近两周，中方在多场记者会中连续批评高市“开创恶例”，强调“四个政治文件”的约束力与“红线不可逾越”，并将“集体自卫”与二战历史并联，构建“历史—现实”双重叙事，既对外抢占道德制高点，也对内稳定舆论情绪。同时，舆论场中出现涉及大阪总领馆的言论争议及日方相应外交交涉，显示危机已开始波及基层外交与民间交流层面。

高市是否有“降阶”的台阶可下？更可能的路径是三管齐下：对话术加以收束，例如强调“不讨论具体情形”“维持一贯立场”，将高频刺激转化为程序化表述；开展技术层面对话，继续通过外务省事务层级与中方磋商，将“是否撤回”转化为“如何解释”；进行风险对冲，在东海与西南诸岛提升海空警戒，同时控制演习规模，避免产生连锁反应。

高市“道歉”这条路几乎被三重力量封死。派系政治上，她需要麻生等鹰派的持续支持；法律政策上，其表态未超出安保法制的模糊边界，全面撤回等于自我否定；现实外交中，中方已将此事上升为原则争端，即便道歉也难以换回根本缓和。加之民调显示国内意见虽分裂却对“强势领导”有短期认可，此时退让反而可能导致支持率回落与党内问责。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最可行的“止血”方式并非道歉，而是“强硬外表”与“技术降温”并行的策略。对中国而言，真正影响局势的，不是东京是否道歉，而是其是否会将“存亡危机”条款转化为实际联动作战准备；对东京而言，最难的是在威慑的高调与误判的高风险之间找到一线回旋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