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为什么选举人团制度的变化早在19世纪中期就发生了，直到2016年才出现国父们所担心的情况呢？这主要归功于媒体发挥了筛选和过滤的作用。在社交媒体出现之前，《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以及NBC、ABC、CNN等精英媒体控制着美国的舆论，这些媒体的从业人员受到严格的专业训练，本着专业精神和客观中立的原则进行报道。同时美国媒体生态的高度竞争性促使这些媒体珍视自己的声誉，一般不会散布谎言和阴谋论，更不会把特朗普这样的人物打造成全国性的政治人物。这种媒体生态让主流媒体起到了过滤民情的作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煽动家崛起为全国性的政治领袖。从美国立国到21世纪初期，精英媒体作为“第四权力”在监督公共权力、防止民粹主义壮大、维护美国民主体制稳定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近年来，媒体生态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最重要的就是社交媒体的兴起和传统主流媒体的衰落。最新的民调表明，仍然相信主流媒体并通过主流媒体获取信息的人越来越少（有报道称只有不到10%的美国人还信赖主流媒体），绝大多数美国人都通过社交媒体来获取信息。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兴起也导致所谓的后真相时代的到来。各种假信息和阴谋论到处流行，获取真相越来越困难，人们甚至已经不在意真相。在很多人眼里，媒体的价值已经不是提供事实和真相，而是获取情绪价值。这为野心家和民粹分子进行草根动员提供了绝好的机会。特朗普两次都是借助社交媒体竞选成功的，特别是在2024年的大选中，社交媒体的作用尤为巨大。可以断言，没有社交媒体的崛起，就没有特朗普的上台。社交媒体已经成为各种阴谋论、极端言论、谎言和所谓“另类真相”的汇聚地和愤怒、妒忌、仇恨等情绪的发泄口，成为滋长反智主义的温床，民主治理所需要的理性辩论和温和的声音越来越稀缺。用奥巴马的话说，社交媒体已经对美国民主构成巨大威胁。实际上历史上的每一次通信技术革命都会对民主体制构成冲击。想象一下，没有无线电广播技术，希特勒不可能上台。正是收音机让希特勒散布种族主义仇恨的煽动性演讲传遍德国。而约翰·肯尼迪能成为美国总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电视的发明和普及，1960年尼克松和肯尼迪的电视辩论——美国历史上首场总统大选电视辩论——极大地提高了肯尼迪的支持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