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最重要的“国父”乔治·华盛顿也有类似的说法，他在第一任就职演说中说：“人类经过深思熟虑最后确定把自由圣火的保存和共和政府的命运寄托在交付于美国人民之手来进行的实验之上”。

油画《签署美国宪法》，画面描绘了乔治·华盛顿主持费城制宪会议的场景。

美国的“共和实验”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事业，特别是在全世界都实行君主制的时代，共和体制被认为是过时的体制，甚至遭到欧洲人的嘲笑。法国历史学家和政治家基佐在1844年还问美国诗人詹姆斯·洛威尔：“你们的共和国还能存在多久啊？”国父们深知，共和体制本身有其脆弱性。这种脆弱性体现在它允许异见，甚至极端言论的存在，因为共和政府无法采取武力和高压的手段来压制公民的言论和表达的自由。共和体制容易出现派系之争和党派倾轧，因为结社自由是共和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共和体制也不利于抵御外敌，因为共和社会的开放性会为外来影响打开方便之门，内部的分歧和争论又容易导致对外来的威胁反应迟缓。更重要的是，共和体制的维护依赖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具有共和美德、见多识广（well-informed）的公民，否则共和体制中的民主成分和选举机制会导致野心家通过煽动非理性的民众，利用民众的激情上台，成为独裁者和暴君。历史上，雅典的直接民主演变为多数的暴政，罗马的共和体制被凯撒那样的独裁者所颠覆，这些都是具有丰富古典知识的国父们引以为戒的历史教训。

因此，美国的建国者们在制定1787年宪法、构建共和体制的过程中非常担心美国会重蹈希腊和罗马的覆辙——共和国运行一段时间后走向多数的暴政或个人独裁，导致“共和实验”的失败。他们尤为担心野心勃勃的民粹煽动家利用人民的不满情绪以保护人民的名义通过选举程序上台，然后追求专断性的权力，背叛人民的利益，甚至成为“暴君”，摧毁美国的“共和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