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受冲击的群体莫过于美国农业生产者。随着特朗普推行强硬的贸易策略并调整移民管理措施，农业部门首当其冲——海外市场受限，农产品外销通道收窄，同时劳动力短缺推高运营成本。原本寄望于用关税收益缓解困境，可至今仍未出台任何成形的定向扶持方案。许多农场主只能独自承担市场波动带来的经济损失，经营状况日趋艰难。

一些共和党籍议员意识到危机，提出设立专项基金，将特定关税收入直接用于农业援助。然而由于民主党方面不予支持，相关法案未能推进，陷入僵局。更糟的是，连农业部原有的应急救灾资金也因政府停摆而无法及时发放，进一步加剧了基层困境。更重要的是，依赖关税作为财政补充本身便存在根本性缺陷。尽管短期内可带来一定现金流，但这类收入高度依赖国际贸易环境变化，具有强烈的不确定性与波动性。

多位经济学家早已警示，关税在美国整体财政结构中的贡献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反而可能诱发负面效应：进口商品价格上升传导至消费端，居民生活成本增加；企业原材料采购成本上涨，压缩利润空间。最终，代价由全体纳税人共同承担。与此同时，美国面临的刚性支出压力不断攀升，仅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两项开支就已占据联邦预算的大部分份额，财政空间愈发逼仄。在此背景下，2000亿关税收入远远不足以填补日益扩大的支出缺口。

归根结底，特朗普政府希望通过关税手段同时解决财政赤字与农业危机的想法显得过于理想化。一方面，受制于宪法框架和国会审批机制，资金无法自由调配；另一方面，政策设计本身存在明显短板，潜在风险远超短期收益。这也为美国社会敲响警钟：评估政府政策时，不能只听宣传口号，更要关注其是否具备可执行性。那些绕不开制度壁垒、也无法触及问题本质的施政设想，最终往往只会让民众的期望落空。农民需要的是稳定、及时且足额的经济支持，国家财政则亟需建立可持续的收入体系。若继续依赖关税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方式来应对复杂挑战，注定难以走得长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