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国家长期存在教派冲突（逊尼派与什叶派）、领土争端及政权安全焦虑，难以形成对抗以色列的统一阵线。例如埃及、约旦虽与以色列接壤，但受国内动荡牵制；沙特与伊朗的对抗消耗了地区合力。军事能力断层也是问题。沙特、阿联酋等富油国家虽财力雄厚，但缺乏高科技作战体系。难民问题与维稳压力同样制约着各国。约旦境内有200万巴勒斯坦难民，政府为避免社会动荡被迫克制回应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扩张。

部分阿拉伯国家（如阿联酋、巴林）通过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换取安全保障，进一步分化反以阵营。2024年这些国家与以色列贸易额增长35%，凸显利益优先逻辑。这种“安全搭便车”心理使反以阵营进一步分化。

伊朗受长期制裁影响，经济增长低迷（1989–2024年均仅3.5%），城市民众对“消灭以色列”的国策质疑加剧，内部凝聚力下降。2024年底叙利亚阿萨德政权倒台后，伊朗经叙利亚向黎巴嫩真主党输送武器的陆路通道中断，削弱了其代理力量的反击能力。尽管伊朗发展高超音速导弹（如“法塔赫”导弹突破以军防御）并支持胡塞武装袭扰红海航运，但无法抵消以色列的体系化军事优势。

俄罗斯深陷乌克兰战场无力干预叙利亚，美国则依赖以色列制衡伊朗以维护石油美元体系，中东国家沦为代理人战场。美国和以色列在过去几个月不断推动加沙和约旦河西岸地区人口结构、占领状态、社会管控等一系列基本情况的重大改变，根本目的就是不断掏空实现“两国方案”所必要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削弱巴勒斯坦实现独立建国的可能性。

空袭发生后，多架美军和英军的加油机在卡塔尔上空活动，为以色列空军战斗机提供空中加油服务。科威特大学历史学助理教授巴德尔·赛义夫指出，美国似乎不愿或无力遏制以色列在整个地区的攻势，这正在损害美国作为海湾地区安全保障者的信誉。卡塔尔哈马德·本·哈利法大学公共政策教授苏丹·巴拉塔认为，这一事件将是一个分水岭，海湾国家将不得不重新思考与美国的关系。

中东国家并非缺乏反抗意志，而是在军事代差、盟友缺位、内部分裂、外部干预的复合结构中陷入集体行动困境。唯有打破域外大国主导的安全秩序、弥合内部裂痕，中东才可能结束“群羊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