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情况下，杜特尔特团队必须在他仍能参与程序的阶段推进案件，避免因健康崩溃导致被动终止。有利的一点是，国际司法中被告的健康状况是法官考量审前羁押必要性及听证会时间安排的重要因素。杜特尔特律师曾两次提交保释申请但均遭拒绝，若这次能在休会前通过紧急会议让法官直观感受到他的身体危机，可能争取到更宽松的程序安排，如允许远程出庭或缩短庭审时长。

海牙的这段休会期也为莎拉阵营提供了政治操作空间。莎拉主导的《主权保护法案》预计在八月份完成三读，主要目的是禁止小马科斯政府向国际刑事法院提供协助。同时，杜特尔特的支持者们也计划在八月份举行百万人大游行，要求释放杜特尔特，迫使马科斯政府在民意和法院之间做出艰难抉择。

杜特尔特团队的这一策略本质上是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双重博弈，既要在海牙程序框架内争夺关键时间窗口，又需在菲律宾国内政治场上撬动舆论和立法杠杆。如果这场紧急会议未能召开，杜特尔特阵营极有可能转向舆论战加立法战的组合策略，届时海牙法院再想辩解就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