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刚刚结束的市政选举，再次将长期盘踞地方的“大家族”（baan yai）势力推到风口浪尖。尽管全国政党的力量在不断壮大，城市选民的政治意识也在逐步提升，但地方政治仍牢牢掌握在这些“地方大佬”的手中，结构性权力壁垒根深蒂固。

5月11日，泰国除首都曼谷和旅游重镇芭堤雅外，其余76个府全部举行市政层级的选举。这次选举涵盖了2,469个市镇单位，其中包括市长和市议会成员的选举。共有约6.5万名候选人参加，竞争激烈。但《曼谷邮报》的分析一针见血：无论从道路维修、废弃物处理还是社区建设等方面来看，这些选举决定着民众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却始终摆脱不了一个“老问题”——腐败。

实际上，泰国的地方自治与民主选举并不是新鲜事。早在1997年宪法修订时，国家就开始推动权力下放，强调地方民选的重要性。但直到2003年，市长才首次通过选举产生。尽管市政选举的历史远晚于全国性选举（1933年）和政党的制度化建设（1957年），但“大家族”势力却早已深植于地方社会，政治权力与经济利益高度融合，形成了一个难以撼动的本地统治网络。

尤其是在2014年至2019年军事政权统治期间，所有地方选举都被暂停。2021年恢复后，至今才举行了两轮市政选举。然而，所谓的“选举”，往往只是旧势力的换牌游戏。

家族政治：金权与人脉的双重绑定

在泰国地方政治生态中，“大家族”从不缺席。他们通过家族企业、金钱运作、人脉网络和选票机器，牢牢控制了地方选举的命脉。候选人往往是“父传子、兄带弟”，在民众心中既是“父母官”，也是“土皇帝”。

这些家族的核心力量在于两点：掌控资源、兑现承诺。他们能修路、能建桥、能打通地方财政资源，把市政预算玩得炉火纯青。相比之下，来自国家政党的候选人空有理念，却缺乏触及选民生活的抓手，注定难以撼动家族根基。

政党虽说是政治的核心，但在泰国地方政治中却变成了“打工仔”。政党要想赢得市政选举，就得靠“大家族”的支持。而这些地方势力并不需要政党“挂牌”，他们可以独立出战，却和政党保持“默契合作”关系。为泰党就是典型例子：虽然不直接提名候选人，却暗中支持多个有实力的“家族成员”，从清迈到呵叻、从加拉信到春武里，几乎都是家族子弟主政。

反过来，那些企图“自己干”的全国性政党则在本轮市政选举中接连失利。比如人民党（PP），在全国范围内提出改革主张，并在39个省的101个市镇派出候选人，结果几乎全军覆没，仅在一些小城市艰难取胜。失败原因众多，包括组织力弱、地方认知度低、缺乏预投票机制等等，但归根结底，是他们没有搭上“地方大佬”的顺风车。

根据选举结果，拥有“家族背景”的候选人几乎在所有大中城市取得胜利。从清迈的布拉纳帕功家族，到呵叻的查努库尔家族，从武里南的梁猜里奇德乔布家族，到加拉信的皮姆帕尼特家族，均稳占胜局。这些候选人虽然大多不属于任何政党，但与为泰党或泰国人民党等政党联系紧密，实为“政党代言人”。

政党的策略很明确：不与大家族冲突，反而助其一臂之力，以换取地方支持。这种安排虽现实，却进一步加剧了地方政治的“家族化”趋势，使市政选举彻底沦为家族争霸赛，群众的真正诉求反而被边缘化。

这类家族不仅控制地方预算、项目承包和人事任命，还往往主导市镇发展的核心方向。更关键的是，他们在地方舆论和选民心中已经建立起“信任机制”——选民相信这些人“说得出做得到”，不管其背后的政治含义。这种实用主义心态，加剧了家族政治的牢固性。

泰国政治现状可以总结为一种“二元结构”：国家层面由政党主导，选举竞争以意识形态和政策议题为核心；而地方层面，则是“人脉+资源”的现实主义操盘，靠的不是理念，而是办事能力和金钱网络。

尽管城市化进程持续推进，民主机制不断完善，但这种根深蒂固的家族控制模式仍将长期存在。政党无法摆脱地方依赖，年轻候选人和改革派力量也难以突围。这种局面不仅限制了新政治势力的成长，也使市政改革陷入瓶颈。

泰国地方政治仍被“权贵政治”主导。要想实现真正的民主化转型，恐怕不止需要制度调整，更需要彻底打破地方选举背后的权力分配格局和利益链条。而在现阶段，这一切看起来，仍然遥不可及。(责任编辑：张佳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