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效率部的改革触动多个联邦机构的既得利益,导致内阁成员与马斯克的矛盾公开化。国务卿鲁比奥指责马斯克“毁了美国国际开发署”,交通部长达菲因航空交通管制裁员与其冲突,财政部部长贝森特则因预算分配问题与马斯克公开争吵。这些冲突暴露了特朗普政府内部的分裂。马斯克硅谷式的“快速行动,打破常规”理念与华盛顿的官僚体系格格不入。
值得注意的是,马斯克在5月27日采访中批评特朗普的2025财年税收与支出法案,指其高额国防预算和税收减免政策削弱了政府效率部的赤字削减努力。这些批评剑指国防部及相关军工复合体等既得利益集团,凸显其改革面临的结构性阻力。此外,政府效率部大刀阔斧地裁员和预算削减也引发了外部反弹与巨大公众压力,包括工会、民间组织及国会、州议员的强烈反对。基层选民的抗议,尤其针对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的潜在削减计划,使共和党议员感受到政治压力。
马斯克曾信誓旦旦地宣称要削减2万亿美元政府开支,但截至5月26日,政府效率部官宣已削减1750亿美元的支出,低于预期的削减1万亿美元阶段性目标。政府效率部的改革集中在外国援助和多元化项目等“软目标”,而国防、医疗等核心预算因政治敏感性难以触及。按此削减方法和进度,除非大幅削减社会福利,否则实现1万亿美元阶段性目标几乎无望。
马斯克将政府效率部称为“替罪羊”,不仅是对改革困境的总结,更折射出华盛顿政治生态的深层复杂性。美国政府与企业的治理逻辑存在差异。马斯克的硅谷式管理哲学强调快速决策和技术驱动,但在联邦政府的复杂官僚体系中,这种方法显得水土不服。马斯克的“第一性原理”强调从根源上解决问题,但华盛顿的复杂政治生态让其方案难以落地。美国国会对特朗普政策的支持是有选择性的。国会并非对特朗普所有政策都无条件支持,尤其在涉及选民敏感的社会福利问题上。此外,政府效率部的顾问委员会性质缺乏正式立法授权,难以对抗国会与法院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