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斯克的改革没有得到广泛的社会支持。他孤注一掷地依赖特朗普的支持，缺乏其他政治力量、地方实力派和广大民众的支持。特朗普的关税政策损害了中西部农民利益，而马斯克的裁员计划也未能与选民利益绑定，导致支持基础薄弱。

马斯克的“算法治国”被视为技术威权，侵犯公民隐私（如AI读取社保数据）并削弱程序性正义性，这引发了民主党和部分共和党人的强烈反对。激进措施引发了官僚系统、工会和民主党的联合反扑，加剧社会动荡。大量公务员失业，引发社会强烈反弹。

马斯克的改革手段过于激进，没有考虑到政治生态的复杂性和利益分配的敏感性。这导致改革在初期就遭遇了强烈的反对和阻力。马斯克缺乏从政经验，公开指责犹太财团操纵抗议活动，加速了政治孤立。过度投入政府改革导致特斯拉产能延误，资源分配失衡，削弱了商业根基。

大规模裁员和预算削减直接损害了军工、金融、教育等领域既得利益者，尤其是犹太财阀和东岸精英阶层的利益。联邦雇员周报制度等“硅谷式管理”触发了《公务员保护法》诉讼，导致司法部直接介入调查。舆论应对失当，未化解“摧毁美国梦”的公众形象危机，致使社会支持率暴跌至历史低点。

马斯克在白宫的改革措施遭到白宫办公厅主任苏珊·威尔斯的排挤，物理空间的隔离和权力核心的排挤使得他无法有效参与决策。参议院报告指控他利用职权为旗下企业规避罚款，进一步加剧了外界对他的质疑和批评。

马斯克的AI裁员计划等改革措施在执行过程中面临异化风险，如算法歧视或数据滥用等问题，进一步削弱了公众对改革的信任和支持。能源部裁员中误将核安全局的300名员工裁掉，威胁到美国的核安全。这些失误使得改革措施适得其反，加剧了社会不满。

马斯克行事风格大胆且高调，在政府内部引发了一些争议和不满。一些官员对他的权力和行事方式产生疑虑，甚至故意打压他的改革行动。特朗普商人出身的秉性使得他的政治决策和行动具有不确定性，这对马斯克的改革影响巨大。一旦特朗普的态度发生转变或政治环境发生变化，改革便会迅速陷入困境。随着特斯拉市值下跌和民众抗议加剧，特朗普删除支持推文并转向中立，导致马斯克失去关键的政治靠山。(责任编辑：卢其龙 CM08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