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如何在“失去的三十年”避免中产返贫 社保体系稳中有序。平成时代（1989—2019）是日本经济从泡沫崩溃走向增长停滞的三十年，也被称为“失去的三十年”。根据厚生劳动省的《工资结构基本统计调查》，1990年日本人平均年收入约463万日元，到2018年降至433万日元。名义工资停滞不前，实际收入在物价上涨中缓慢下滑。

终身雇佣制度逐渐瓦解，非正规就业比例持续上升。到2020年，日本女性中有超过一半为非正规就业，男性也超过两成。年轻一代切身感受到了“努力未必有回报”的现实。

我们正经历类似的变动：经济前途与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凸显，尤其在城市居民中，“中产返贫”、“阶层滑落”等话题愈发引人关注。日本社会提供了一个特别值得观察的对照样本。关键在于两者在趋势上的相似与内容上的差异，使我们得以从中窥见未来社会与经济系统可能面临的挑战与应对路径。

越来越多去日本旅游的人发现，经历了“失去的三十年”，日本社会反而显露出一种独特的秩序、平稳甚至宜居性。自1990年代以来，日本各个阶层的收入普遍下滑，低收入家庭占比不断上升，中高收入群体则持续收缩。相对贫困率从1980年代的约10%上升至2012年的16%，在OECD国家中排名前列。

在这种背景下，家庭消费能力显著下降。恩格尔系数从1980年代末的约20%升至2022年的26.6%，意味着超过四分之一的支出用于食品，家庭对非必需品的消费空间持续压缩。日本由过去被称作“一亿总中流”的社会逐步转向“格差社会”，人们开始普遍意识到社会不再平等，有明显的赢家和输家。

老龄化也加剧了社会跌落。1990年至2020年，日本的养老金替代率整体呈下降趋势。普通工薪家庭的替代率从1986年的约68%降至2019年的61.7%。相比之下，中国目前城镇职工的养老金替代率仅为43.6%，农村更是几乎可以忽略。这意味着，未来中国在应对老龄化带来的“中产滑落”时，挑战将更为严峻。

尽管经济数据整体呈下滑趋势，日本仍保持了一定的社会结构稳定性。自我认定为“中产”的人口比例仅由90%微降至89%。采用更细分的标准，日本社会科学研究计划（ISSP）关于《社会不平等》的长期调查显示，在1999年、2009年与2019年，中等收入人群比例分别为27%、31%、24%。尽管“中间人群”呈缓慢下移趋势，低收入群体有所扩张，但整体结构并未出现断崖式下坠。

在“失去的三十年”中，日本的基尼系数始终维持稳定。初次分配阶段，日本的基尼系数从1990年的0.43升至2021年的0.57，但在再分配之后的基尼系数却始终维持在0.38左右。这种结构性稳定得益于强有力的社会再分配制度介入。

日本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25.12%，而中国当年的社会保障支出占比约7.7%。尽管如此，中国个人和企业已承担了更高的缴费负担。日本通过精细的保险覆盖和社会政策调节，如介护保险制度、养老金“宏观经济滑动”政策等，缓释财政压力。

平价品牌的崛起也是“失去的三十年”中的一个亮点。优衣库、无印良品、大创等品牌不仅在日本本土成功，还走向全球。它们代表了“高质低价”的消费逻辑，帮助日本家庭在消费降级中守住“体面生活”。

这些品牌的发展深受Kaizen（改善）与JIT（准时制）管理理念影响，通过精密管理追求效率极致。这得益于日本高度依赖“商誉”的营商环境，不履行合同、延迟付款非常罕见。

日本是一个协同履约的社会。福利体系、高性价比商品、二手商店等共同维系着这个社会。耻感文化让政客无法轻易牺牲某个族群的利益，也让消费者和商家难以接受粗暴的低价取代一切。大多数人只能在维持“履约”的基础上，一边节俭，一边设法提升效率、创造新的商品或服务。

与日本对比，我们的社会有相似之处，但也有更多不同。中国城乡差异巨大，城市家庭中不动产占比高达72%，权益类金融资产占比偏低。这意味着一旦不动产价值下滑，中国家庭所承受的冲击将远大于当年的日本。此外，中国家庭背负着更高的杠杆压力，福利体系尚未完善，营商环境存在显著的制度性缺陷。在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这种倾斜机制会让整个社会越来越走向“零和博弈”。建立协同、共赢的履约机制，才能避免内耗与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