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背景下，当特朗普实施“除中国外全面豁免”的关税政策时，美国实际上创造了一个将自己挤出战略决策中心的博弈环境。这种政策使得各国有强烈动机去做以下几件事：

一方面通过向美国示好以避免直接遭受惩罚——对美方的强硬姿态作出响应式性的姿态，并无任何实际损失；另一方面，拖延宣布实质性的承诺，既保持了战略灵活性，又让急于获取“可向选民交代的胜利或协议”的特朗普政府承受更大压力。各国可以做出象征性的承诺，确保不损害或禁止它们继续开展非美相关贸易活动的选项；与此同时，彼此协调构建一个替代性贸易体系，作为中短期的应对方案；最后，强化与中国（全球140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的合作关系。

这最终导致了一个多极协调博弈的格局。在此框架下，美国的主导地位经历了去中心化。特朗普政府未能意识到：其他博弈方已拥有可靠的替代选择——包括与中国、东盟、欧盟等现有或快速深化的贸易伙伴关系。博弈论告诉我们，当参与者拥有可靠的外部选项时，其对任何单一主导者的依赖程度就会降低——这正是多元化战略的本质，而世界经济早已通过多元化战略摆脱了对美国经济中心地位的依赖。

吊诡的是，美国谈判实力的削弱并非因为不够强势，而恰恰源于其在失去了经济上的中心地位后依然采取极端策略。当然也存在例外，例如对美贸易占GDP比重超出常规的加拿大、墨西哥，或英国等传统美国地缘政治盟友。

对美国来讲，特朗普政府最严重的失误可能莫过于“除中国外90天豁免”的宽限期政策。这枚本欲孤立中国的战略楔子，反而重塑了博弈格局，令其他所有参与者获益并进一步削弱美国的立场。该决定将一场高压谈判式的博弈转化为一场延迟并协调的博弈场景。于是，对多数国家而言，最优策略转为观望等待、暗中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