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华政策上，默茨政府则呈现出“经济依赖”与“政治正确”的撕裂。尽管默茨在慕安会上承诺“重视对华关系”，但其内阁却将华为排除在5G建设之外，并计划审查中国对德关键行业投资。这种转变的背后既有美国施压的阴影，也折射出德国产业转型的困境——当传统汽车产业遭遇中国电动车冲击，柏林试图通过技术壁垒为本土企业争取转型时间。正如复旦大学学者丁纯所言：“中德关系正在从‘互补共生’转向‘竞争性共存’。”

默茨上任后面临的挑战远比选战复杂得多。首当其冲的是“黑红联盟”的脆弱性：社民党虽在组阁中让出总理府，却依然掌控着财政部和国防部等7个关键部门。两党在核心议题上分歧显著——社民党要求放宽“债务刹车”以增加公共投资，默茨则坚持减税优先；在能源政策上，基民盟主张延长核电站寿命，社民党却力推可再生能源补贴。这种结构性矛盾在首个预算案讨论中已显露无遗：面对600亿欧元税收缺口，财政部长林德纳（自民党）坚持紧缩政策，与社民党主张的“气候投资特别基金”产生了直接冲突。

经济复苏更是棘手难题。德国制造业PMI已连续18个月低于荣枯线，大众、巴斯夫等巨头加速向北美转移产能。默茨寄予厚望的“产业回迁计划”，却因能源成本高企（工业电价是美国的2.3倍）和技工短缺（预计2030年缺口达700万人）举步维艰。更深远的结构性危机在于创新乏力——德国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领域的专利占比不及中美十分之一，这种“路径依赖”让改革派经济学家萨克斯感叹：“德国正在从工业4.0的领跑者沦为数字时代的旁观者。”

极右翼的阴影也始终挥之不去。选择党凭借20.8%的得票率成为议会第二大党，其“反欧元、反移民、反气候政策”的主张正在重塑政治话语体系。在萨克森州等地，选择党通过地方议会推动“文化战争”：否决性别平等法案、削减移民语言课程经费、质疑气候变化科学性。这种“议题绑架”迫使默茨政府不断右倾妥协，形成危险的“竞次效应”——当基民盟收紧移民法时，选择党立即呼吁退出《欧洲人权公约》；当政府削减福利开支，选择党趁机提出“全民基本收入”计划。这种螺旋式对抗正在侵蚀德国战后建立的共识政治基础，并将德国拖入极右翼的泥沼之中。

站在欧洲的十字路口，默茨的成败早已超越其个人政治命运。他的经济自由主义实验可能决定德国能否避免“日本化”停滞；他的战略自主主张将检验欧洲能否摆脱“经济巨人、政治侏儒”的宿命；他对极右翼的遏制策略更关乎西方民主制度的韧性。当这位老飞行员驾驶德国这架“欧洲引擎”起飞时，迎接他的不仅是乱流与雷暴，更是一个不确定的新世界秩序——在这里，所有旧地图都已失效，而新航向尚未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