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晋斌曾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常务副书记、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及中国宏观经济论坛主要成员。他认为，“对等关税”政策试图强行调整美国经济的内外循环路径，改变现有的内外循环方式，重新平衡美国实体经济（制造业）和美元货币体系，这涉及全球产供链和美元货币体系运行方式的改变，可能引发一场世纪大博弈，对全球经济构成重大风险。

“对等关税”被视作一场世纪大博弈的原因有三。首先，该政策是在美国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时签署的。其次，它几乎不区分地缘政治盟友关系，直接将美国置于世界的对立面，对所有国家征收10%的基准关税，并对贸易顺差国征收更高的个性化关税。最后，其直接目的是降低美国货物贸易赤字，而大规模降低贸易赤字会冲击现有全球产供链，导致部分产供链被迫重构，甚至引发全球产供链的大规模调整。此外，美国大规模外部再平衡将减少以贸易逆差形式输出的美元，导致全球美元流动性收紧，影响现有美元货币体系的运行方式。

美国奉行“美国优先”，单方面做出近乎疯狂的改变，严重破坏了基于规则的全球多边经贸秩序，危害世界经济的平稳运行。美国认为，巨额贸易赤字危及国家安全，全世界都在占美国便宜。从美国经济内外循环的方式和财务账单来看，如果美国人仅靠美元货币体系“过度特权”的“借鸡生蛋”模式，从全世界借钱还能获取投资正净收益，那么美国为何要改变？答案是：“过度特权”运行模式基本走到尽头，美国需要重新校准经济内外循环路径，再平衡实体经济和美元货币体系。

这种再平衡意味着美国不会放弃美元货币体系，但要降低“过度特权”带来的不可逆风险。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末，美国对外净头寸达到惊人的-26.2万亿美元，占同年GDP的比例高达近90%。次贷危机后，美国一方面推动制造业回流，另一方面贸易逆差却在扩大。原因可能是市场化的“人性”：如果能轻松消费到世界商品，何必辛苦生产。

美国充分利用了美元货币体系，在次贷危机和疫情冲击后，美联储两次大规模扩表，通过印钞发行货币，最终形成购买力。这些资金流向家庭增加消费，流向企业加大投资。这形成了历史上美元货币体系全球循环的两次大变化，导致美国对外投资负净头寸急剧上升。然而，随着投资规模膨胀，边际收益递减、高通胀高利率背景下的强美元等因素共同作用，导致美国利用美元货币体系“借鸡生蛋”的“过度特权”几乎骤然停止。

依据BEA提供的数据，2024年美国初次账户平衡首次出现亏损。对外投资净收益对冲货物贸易逆差的作用也在下降，服务贸易顺差的对冲比例也明显下降。因此，解决美国巨额货物贸易赤字的方法可能是美国本土生产，这可能会导致全球产供链持续重构。

另外，美元货币体系运行方式也需要“校准”。美国不会放弃“过度特权”，但会适度缩减对外投资负净头寸的规模。假定“对等关税”带来美国对外贸易赤字有所下降，但仍无法根除，这意味着全球美元流动性会逐步收紧。在极端情况下，如果美国贸易赤字收敛于零，对外贸易平衡，“对等关税”会显现出一定程度的通货紧缩作用。

综上所述，“对等关税”试图强行校准美国经济的内外循环路径，改变现有内外循环方式，重新平衡实体经济和美元货币体系，涉及全球产供链和美元货币体系运行方式的改变，可能是一场世纪大博弈。(责任编辑：张小花 TT1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