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政府宣称加征的是“对等关税”，但特朗普总统计算关税的公式居然是把美对其贸易逆差和该国的出口总值相除得出来的数据。分析指出，这完全不符合实际操作，常识的“对等”理应基于对方已经对美征收的关税或非关税壁垒，而非美国单方面根据逆差数字想当然地进行演算。更为荒谬的是，特朗普政府甚至违背其自行设定的规则，对那些从美国购买商品多于出口给美国的国家同样加征关税。比如美方与英国之间并不存在商品贸易逆差，却仍对英国出口商品征收了10%的关税。这种自相矛盾的做法，已与“对等”的说辞背道而驰。

随着“对等关税”进一步发酵，中方迅速坚决地予以反制。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商务部、海关总署接连发布多项对美反制措施，包括自4月10日12时01分起，对原产于美国的所有进口商品加征34%关税，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下起诉美方相关做法，将多家美国实体或企业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或不可靠实体清单，对中重稀土相关物项实施出口管制，以及暂停美国两家企业的禽肉产品、1家企业的高粱以及3家企业的禽肉骨粉输华资质等。

着眼未来，中国还可以在哪些领域制定策略，以更好地应对此类贸易摩擦，并提升经济防风险能力？商务部研究院学位委员会委员白明表示，未来需要密切关注美国主要贸易伙伴针对关税政策所采取的各种应对举措，综合运用多种手段以应对不断升级的贸易摩擦外部环境。他认为，中国政府在企业帮扶方面拥有制度性保障，早在特朗普首个任期内，美国就曾多次挑起对华贸易摩擦，中国企业在经历数轮关税压力后已具备一定的应对能力和预判意识。同时，14亿人口构成的庞大国内市场，为中国在产业升级与消费升级过程中提供了巨大潜能。只要稳定国内市场的预期，就能在很大程度上对冲特朗普所谓“对等关税”所带来的实际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