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诚在2025年4月3日现身新加坡，宣布向当地两家医院捐赠两台价值不菲的超声波治癌仪器。尽管他精神矍铄，侃侃而谈，但这次捐赠却因时间点敏感和背景复杂引发了公众讨论。人们质疑他的慷慨是否出于社会责任感，还是危机公关的一部分。

一个月前，李嘉诚旗下的长江和记实业宣布将旗下43个国际港口以228亿美元的价格出售给美国贝莱德财团。这一交易在国内引发轩然大波，舆论普遍认为此举无异于“向美国递投名状”，甚至被扣上“损害国家利益”的帽子。国务院港澳办罕见地连续转发《大公报》的评论文章，直指交易“漠视民族大义”。尽管新加坡媒体为李嘉诚辩护，称其“只是遵循商业逻辑”，但国内舆论显然未被说服。

在这样的背景下，李嘉诚选择以捐赠新加坡医院的方式重回公众视野。此次捐赠的两台治癌仪器采用“超声波震碎癌细胞”技术，预计为癌症患者带来革命性治疗希望。表面上看，这延续了李嘉诚一贯的慈善风格，但他选择捐赠新加坡而非中国内地或香港的医院，结合此前新加坡媒体为其发声的立场，这一举动被解读为试图通过国际舆论场的支持对冲国内批评。此外，捐赠时间距离港口风波仅一个月，且李嘉诚全程避谈争议，只强调“为医疗事业贡献力量”，这种“选择性回应”被质疑是转移视线、重塑“慈善家”人设的公关策略。

若将视角拉长，李嘉诚的“口碑滑坡”绝非偶然。过去几十年，他的商业帝国以“低买高卖”“龟速开发”等资本运作模式著称。在内地房地产市场，他通过囤地待涨获利，导致多个项目拖延开发十余年，被批“透支城市发展潜力”。这种精明虽在商界被视为成功典范，却与当下中国社会对企业家“家国情怀”的期待渐行渐远。相比之下，任正非、曹德旺等企业家因坚守技术自主、产业报国而备受推崇。例如华为在芯片断供危机中启动“南泥湾计划”，被赞为“站着抗争”的民族企业标杆。反观李嘉诚，尽管累计捐款超300亿，但其商业行为常被诟病“缺乏社会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