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月20日，特朗普重返白宫，继续以其独特的风格和做法引起全球关注。尽管在就职讲话中未提及巴以冲突和俄乌冲突，但他对中东事务的重视体现在他重返白宫前的人事安排和外交活动中。特朗普的压力促使以色列和哈马斯达成加沙停火协议，并在他入主白宫前一天生效。

在第一任期内，特朗普重塑了美国的外交政策，尤其是在中东政策上采取非常规方法，专注于建立交易性联盟并对伊朗实施强硬政策，摆脱了传统美国中东外交模式。特朗普推出全面偏袒以色列的“世纪协议”，推动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退出伊核协议并对伊朗实行“极限施压”。这些举措导致拜登总统任期内美国在中东面临一系列挑战，特别是持续的巴以冲突和以色列与伊朗的对抗。

在拜登任内，美国在推动巴以谈判、重启伊核谈判等方面收效甚微，在阿富汗撤军问题上也显得狼狈。新一轮巴以冲突中，美国因未能有效制止冲突而受到批评，这也被认为是民主党候选人哈里斯失去阿拉伯和穆斯林群体支持的原因之一。

特朗普因其独断专行的特点而著称，如何处理其自身中东政策的历史遗留问题，尤其是巴以冲突和伊朗问题，是他新任期面临的严峻挑战。文章将围绕美国中东战略收缩、巴以问题、伊朗问题等议题进行分析，主要讨论中东战略收缩问题。

自奥巴马政府以来，从中东进行战略收缩成为三届美国政府的共同目标，旨在减少中东对美国战略资源的牵制，转向大国战略竞争。奥巴马、特朗普和拜登政府在追求这一目标上具有延续性和一致性，但具体政策和手段有所不同。2008年金融危机后，关于美国是否应撤离中东或进行战略收缩的争论加剧。撤离中东论主张逐步撤离中东，利用海空力量维持影响力；战略收缩论则认为美国仍需留守中东，通过降低战略成本维持影响力。最终，战略收缩论成为美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