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拜登在中东和欧洲的政策并没有为美国赢得战略性优势。尽管他力图在中东重新定位美国的角色，支持乌克兰应对俄罗斯的侵略，但实际上，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日益衰退，且与盟友之间的分歧加剧。而在欧洲，虽然北约的扩展和对乌克兰的支持成为拜登政府外交的亮点，但这种策略也让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军事压力加大，分散了资源和精力，未能实现全球战略的平衡。

拜登强调他的外交政策让美国重回国际舞台，成为全球的“可靠伙伴”。但实际情况是，美国的“领导地位”已经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特别是在中国和俄罗斯崛起的背景下，拜登的政策反而让美国陷入了“无解的对抗”，不仅未能提升美国的全球影响力，反而加剧了全球政治的不稳定性。

拜登的外交“功劳”看似光鲜，实则掩盖了许多外交政策上的失误。从阿富汗撤军的失败到对中国和俄罗斯的盲目对抗，再到气候政策的虚伪，拜登的外交遗产远比他所宣扬的要复杂和具有争议。美国的全球地位并未因拜登的领导而得到恢复，反而面临更多的内外挑战。这场自夸的告别演说或许更多是为了掩饰其外交政策的空洞与失败，而非真正为美国的未来铺设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