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日澳两国越走越近。一方面在日澳对周边安全环境的认知中，相关地区大国的迅速崛起，打破了亚太地区原有的力量平衡，导致以美国及其盟国为核心的既有秩序产生动摇，使自身的国防安全与经济发展面临重大挑战，这被日澳视为对地区海上安全构成了潜在“威胁”。

在日澳两国决策者看来，地区秩序正发生着根本性转变，而军力日渐强大的地区大国已成为主要“威胁源头”之一。随着对海洋运输的依赖日渐加深，南海地区的安全稳定及所谓的“航行自由”已成为日澳的重要利益关切。为此，近年日澳全面深化防务合作、加速推进双边安全关系以“抱团取暖”，从而实现强化周边威慑态势，联手抵御地区安全威胁的目的。

西班牙与澳大利亚在水面舰艇合作上有多个成果，“霍巴特”级驱逐舰也是基于西班牙的F-100型护卫舰发展而来。

另一方面美国因素也是推动日澳加强军事合作的强有力动因。美国推行“印太战略”需要日澳两国承担盟友责任。拜登政府上台后加快推行“印太战略”，加大围堵地区大国的力度。与特朗普政府相比，拜登政府更加重视盟友的作用。日澳这两个亚太地区最重要的盟友在美国“印太战略”中的重要性更加凸显。拜登政府多次表示要继续强化美日同盟、美澳同盟，并鼓励日澳两国在双边以及美日澳、美日印澳等多边层面开展更多务实性的安全与防务合作。而日澳两国限于自身实力，也需要美国继续巩固和强化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存在，所以也积极回应美国的要求。

如果未来日本军舰能够进入澳大利亚的海军序列，对于日本而言不但可以使日本军工企业获得大批订单，进一步打开防卫装备品的海外市场，还能够加强同澳大利亚的军事往来、深化双边安全合作。这将有助于争取澳大利亚对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的支持，减轻面临的国际政治压力，纾解地区国家对日本军事动向的警惕。同时，日澳在防卫装备技术等军事领域的密切合作，事实上增强了日本介入战争的实战能力，有利于其实现所谓的“大国抱负”，而且还能强化对地区大国战略遏制，扩大地区影响力，有助于其攫取地区秩序主导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