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坦尼亚胡推动的另一项修宪则限制了最高法院的权利：即使最高法院判决违宪，议会也能以简单多数推翻最高法院的判决、重新确立法律的合法性。修宪的法理基础是：议会是民选的，应该具有比非民选的法官更高的权利。但三权分立是现代西方政治架构的基础，因此连拜登都要求逆转这一修宪。内坦尼亚胡则回敬到：“以色列是主权国家，根据人民的意愿做出决定，而不是基于来自外部的压力。”美以之间还费了一点功夫悄悄修补裂隙。

有人认为，宪政分裂导致以色列的虚弱，是哈马斯发难的重要动力，而战争的压力恰好帮助内坦尼亚胡度过宪政难关。这并非没有道理，但还是看简单了。

不管是什么原因，以军没有做好战斗准备，以色列政府具有当仁不让的领导责任，总理首当其冲。在战争期间，一切争议搁置一边。但战争结束后，争议必将加倍爆发。在1973年十月战争后，以色列议会组织了专门委员会，由退休大法官阿格拉纳特主持，调查战争责任问题。

委员会最后把责任归结为以军高层，总参谋长埃拉扎尔成为替罪羊，总理果尔达·梅厄和国防部长摩西·达扬侥幸逃脱。埃拉扎尔在战争期间殚精竭虑、鞠躬尽瘁，终于打赢了战争，但还是倒在内斗之中。撤职后不久，埃拉扎尔在地中海里游泳时溺亡，一般认为他是心碎而死。

内坦尼亚胡在战前导致以色列历史上最深重的宪政危机，因为宪政分歧把国防部长加兰特解职，支持极右的国家安全部长格维尔组建不受国防军节制的国民警卫队、引起副总参谋长的公开反对。这些决策都造成以色列安全架构和运作的混乱。梅厄在战前只是盲目自信，难说内坦尼亚胡是否能有梅厄的政治运气。

更重要的是，哈马斯的壮大来源于巴勒斯坦人遭受的长期苦难和不公，以色列的安全是否能建立在巴勒斯坦人的不安全的基础上，将重回以色列政治视野的正中央。

在眼下，即使以军不计代价，打进加沙，最终把哈马斯作为有组织的战斗力量从加沙清除出去，也难保政治哈马斯或者另一个更加激进的反以组织不会死灰复燃。南黎巴嫩的真主党就是前车之鉴。

反以复国是一种思潮，思潮是不能用武器消灭的。在历史上，犹太人凭借坚强的复国意志，最后重新建立了犹太人的家园。在现在，巴勒斯坦人正在凭借同样坚强的意志，在不屈不挠地努力建立巴勒斯坦人的家园。不幸的是，这是同一片土地。

来源|底线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