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列昂尼德·萨文翻译/薛凯桓

俄罗斯著名政治分析家

从2000年代中期到2020年代初期，俄罗斯的政治学界和法律界掀起了一股研究“软实力”风潮。政治学家和法学家们围绕这一主题发表了大量文章，进行了无数次辩论。一些俄罗斯的非政府组织和基金会也雄心勃勃地试图让人们相信，他们能够处理好俄罗斯的“软实力”问题，以维护俄罗斯在海外的利益。

我必须承认，约瑟夫·奈创造的这个名词概念确实很有吸引力。他所创造的硬实力、巧实力和网络实力等名词，和克里斯托弗·沃克的“锐实力”、沃尔特·拉塞尔·米德的“粘性实力”等概念，一度风靡整个国际政治、国际法学界。对于如何利用权力来确立的美国主导地位，学者们持有不同的观点，这令这些名词的创造者之间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歇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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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实力”概念的提出者，美国国际政治学者约瑟夫·奈

但上述的所有概念中，在俄罗斯最流行的却是“软实力”概念。尽管2008年俄罗斯在南奥塞梯诉诸硬实力解决了问题，但在俄罗斯，软实力的相关争论仍然极为活跃。对软实力的热衷，可能是俄罗斯一惯喜爱用硬实力解决问题的风格所产生的反弹现象。“软实力”概念相对传统的“硬实力”而言，是一次“开天辟地”式的批判，它迎合了部分俄罗斯学者厌恶“硬实力”和现实主义传统的逆反心理。

但笔者要强调的是，这种逆反心理是错误的。在俄罗斯，国际政治领域的学者们没有发展出自己的概念、战略理论和学说，而是全盘接受了对我们来说极为陌生的名词、理论，并进行了许多无意义的反思。他们的分析并没有足够的批判深度，无法认识到俄罗斯以硬实力和现实主义的方式来处理国际事务的真正根源。正因为如此，虽然我国国内的一些国际法学家和政治学家多年来也进行了艰苦的探索，但遗憾的是，成熟的、俄罗斯自己的国际领域理论并未形成。

迷恋西方并不是近几十年来才出现的新趋势。早在苏联时代，我们就开始使用我们的意识形态对手制定的术语和概念了。我们所耳熟能详的“两极”、“边缘世界”以及“古巴导弹危机”等具体的名词定义，都是美国政府以及为白宫和美国国务院服务的美国政治、法律学家的思想成果。

对软实力的狂热追求正是这种现象的延续。而且，俄罗斯的政治法律学家在此基础上，以自己的思考为基点又创造了一些在普通人看来高深无比的理论模型。他们为此而沾沾自喜，认为自己的理论已经具备了在全球层面应用的普适性，自然，俄罗斯也应适用。他们为俄罗斯对软实力的冷漠而愤愤不平，为软实力理论在俄罗斯的没落而痛心疾首，有些人为此甚至走上了反对祖国的道路。

笔者必须要说的是，如果软实力真的是一种象征性的、无意识形态偏见的概念集合，而不是一个掺杂私货、目的明确的理论概念，那么这种做法的确称不上是错误。但俄罗斯和美国在这方面的立场和能力却是截然不同的，这决定了这些学者从一开始就走错了方向的事实。

首先，美国在各种对外心理战、文化和思想影响、科学和教育计划，以及维护其在世界各地的代理人政权方面的付出，是俄罗斯所无法比拟的。这一点，即使是在苏联时代，俄罗斯也无法与之抗衡。

美国“软实力”相关机构的建成始于20世纪70年代，它们种类繁多，功能强大。从美国国际开发署、和平队（是美国政府运营的一个“志愿者独立机构”，旨在开展国际社会与经济援助活动）、美国国家民主研究所和国际共和学会等组织，到索尔·阿林斯基和新教传教士团体的网络项目，他们几十年来一直在世界各地工作。通过收集必要的信息和开发独特的社会项目（值得注意的是，行为主义，即研究人类行为的起源和如何管理人类行为的理论，起源于美国），他们获取了世界各地几乎每个国家的地貌风土、社会习俗、意识形态等详尽的人文资料。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等机构借宣传自由民主的名义在全球收集情报、进行颠覆活动

美国政府对这项工作高度重视，每年他们分拨数亿甚至数十亿美元的预算，给一支由科学家、专家和执行人员组成的“意识形态部队”，让他们自己分配和使用。这支“意识形态部队”会推演出影响、颠覆一个国家的最佳方案。通过数十年来的实践总结，美国早已形成了一个发动意识形态战争、推广软实力的成熟体系。

试问，俄罗斯是否有能力复刻美国的做法？答案已经非常明显了。

其次，软实力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与硬实力相结合而存在的。

硬实力，即强制能力，源于一个国家的军事和经济实力，而软实力则源于一个国家文化、政治理想和政策对人的吸引力。在当今世界中，硬实力仍然具有决定性作用。美国也并非不重视硬实力，如小布什政府时期，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正是发展军事实力。

针对小布什政府的“硬实力痴迷症”，约瑟夫·奈也曾批判道，为小布什提供建言的美国新保守主义者犯了一个严重的误判：他们过于注重利用美国的军事力量迫使其他国家遵守华盛顿的意愿，而对软实力关注太少。约瑟夫·奈认为，软实力是阻止恐怖分子从潜在的恐怖主义支持者中招募新成员的有效武器。同时，软实力可有助于解决需要国家间多边合作的重大全球治理问题。约瑟夫·奈在2004年美国入侵伊拉克后出版的一本书中，集中谈到了这一点。

但讽刺的是，美国的“硬实力支出”是俄罗斯军事和国防支出的数十倍。约瑟夫·奈的劝告似乎并没有能让美国当权者改变主意。时至今日，美国仍在利用其“硬实力”权柄在世界各地人为地制造危机，俄乌冲突就是其得意之作。

第三，对软实力的提出者——即约瑟夫·奈本人个人品性的考察，也是了解这个问题的重要方向。约瑟夫·奈拥有博士学位，他同时还是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这个人绝不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也不是一个纯粹的外交政策学者。1977年至1979年，他曾担任负责安全、科学和技术方向的副助理国务卿，还曾担任过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核不扩散小组的主席。1993年至1995年，约瑟夫·奈任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和美国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国防部副部长。通过他的履历我们可以看出，他外交学者身份的反面是为美国执法机构服务的官僚，是地地道道的决策者和上位者。

1994年，美国对海地进行了军事干预，目的是使让·贝特朗·阿里斯蒂德重新担任海地总统。阿里斯蒂德是纯正的独裁者，曾数次在选举活动公然违宪。当然，美国的军事干预不叫军事干预，叫“恢复民主”。而本质上，美国对海地的军事干预与民主无关，是为了提高时任总统克林顿的支持率。有趣的是，2004年，美国又自己暗中资助海地反对派并推翻了阿里斯蒂德政府。为了推翻阿里斯蒂德政府，美国殚精竭虑，发动制裁摧毁了该国经济，建立了强力但又受控的反对派，为政变做足了完全准备。

美国的“软实力”借民主自由之名，行颜色革命之实图片来源：人民网

笔者为什么要讲这些陈年旧事？因为我们所热衷的软实力就是一种政治工具。在这一时期，后苏联地区发生了一系列颜色革命，而美国是其幕后黑手。这不正是美国职业官僚约瑟夫·奈“软实力”的实践体现吗？“软实力”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概念，而是美国为了颠覆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刺头国家”所发明的政治概念。遗憾的是，俄罗斯的政治法律学界最近才开始认识到这一点。

顺便说一句，约瑟夫·奈本人提出“软实力”一词的时间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他在《软实力》一书出版之前，就经常在自己的作品中使用该词。

例如，他在1990年的著作《注定要领导：美国实力不断变化的性质》中，主张美国有必要控制国际事务的发展过程。这种控制不是直接控制，而是为了捍卫美国战略利益的“间接控制”。为此，美国必须拥有可在必要时合理分配的资源，这些资源一部分用于维持军事实力，另一部分用于“巧妙的外交”，他称之为“软实力”。

我们还可以读到以下段落：

“美国既有传统的硬实力资源，也有新的软实力资源来应对因国家多边合作而产生的严峻挑战。关键在于，美国是否能具备政治领导力和战略眼光，以将这些实力资源转化为真正的影响力。核时代的世界政治过渡时期对国际安全稳定的影响是巨大的，未来几十年，我们必须向大国间复杂且相互依存的现状过渡，这将要求美国投入巨量资源来维持地缘政治的平衡、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开放和发展新的国际机构及重大改革等，以维护美国实力的稳定。”

在上述文章中，约瑟夫·奈为美国全球主导地位的延续给出了相当明显的指导方针。与此同时，在撰写本书时，苏联还尚未解体，但奈已经发出了需要建立新国际秩序的警告，以便美国通过新的国际秩序来继续统治世界。

俄罗斯政治法律学家所犯的另一个重大错误是，他们喜欢滥用“软实力”这个概念。国际学界的从业者们经常会看到“美国在后苏联地区的软实力”、“美国在中亚的软实力”等说法，就好像美国在之前完全没有运用过外交影响力工具一样。事实上，美国使用文化影响力工具的时间，比约瑟夫·奈发明“软实力”这个词还要早得多。

根据约瑟夫·奈的定义，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基于三个来源：文化形象、政治价值观和外交政策。任何国家都有这三者，只是本质和形式不同而已。以美国为例，美国以新教宗教文化为基础立国，天生具有排他性和种族优越性的社会心理，强调上帝选择（命定论），对他国带有道德偏见。自然，这是美国所独有的特征，其他国家和人民对国际事务的看法及形成的理论，不会与美国完全相同。

莱昂诺瓦在发展这一观点时正确地指出，“软实力”的形成不仅基于某个国家总体文化的吸引力，而且还基于其政治理想和社会传统的吸引力，在国际社会中，这种吸引力通常指的是政治文化的吸引力。事实上，当某个国家的政治进程得到其合作伙伴的积极响应时，其“软实力”的潜能就会增加。因此，软实力资源可包括一个国家的政治机构、政治理论和其在国内政治和国际舞台上所表现出来的概念、理论。

所以，美国的外交政策在其他国家是否得到了积极的回应？这个问题并没有标准答案。公众对于美国的好恶程度和美国的海外军事干预之间有一定的相关性。2003年3月，在美国入侵伊拉克后，许多美国盟友国的民众对美国的观感急剧下滑。这正是约瑟夫·奈所担心的，他认为伊拉克战争让世界人民对美国的批评，威胁到了美国几十年来所投入的软实力资源的吸引力。

“国会山事件”恐怕是美国多年对外输出民主自由的反噬

但这里有一个悖论，那就是经济发达的地方必然也是吸引力高的地方。美国的吸引力不仅与软实力资源的投入多少有关，也与其民众的福祉有关。在20世纪90年代和2000年代初，这个国家被认为在生活、工作和事业方面充满希望。但最近，美国失业率上升、犯罪率上升，生活质量下降，情况不容乐观，对外吸引力自然也出现了下降。当然，也有一些贫穷国家的非法移民还在试图通过墨西哥进入美国，但这种行为的源头是对本国的绝望。这部分非法移民的素质不高，无法为美国经济做出积极的贡献，他们想要的仅仅只是离开自己绝望的国家到一个“正常国家”去讨生活。这究竟应归功于美国的经济实力（硬实力），还是应归功于美国的“软实力”，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因此，“软实力”的理论模型也有一定的虚幻成分。正如好莱坞电影中的画面与美国的现实生活完全不同一样，美国的文化形象、政治价值观和外交政策，也被受这三者影响的人们的想象力所扭曲。人们往往在去了美国后才会真正认识到，自己想象中的美国与实际中的美国究竟有多么大的差距，这种落差感会反过来影响美国的软实力输出。

根据这三个组成部分来量化不同国家“软实力”以作比较的行为是毫无意义的。我们对一道菜肴的称呼相同，但配料的比例和质量以及准备过程都是有所不同的，正如每个国家的“软实力”国情也各有不同一样。因此，给这道菜起相同的标题没有任何意义，我们不能把约瑟夫·奈的“软实力”概念生搬硬套到所有国家去使用。

当然，对软实力概念的研究也是必须的，我们必须好好研究这些概念，但必须带着批判的眼光和思维去看待它们，研究的目的应是考虑对手如何使用这些工具来对付我们。

我们需要的是根据我们国家的历史、文化和价值观，结合当前的政治形势，发展出我们自己的概念、理论和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