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博峰表示，2020年年初，他没能在前一签证的有效期内向电信公司提交新签证的复印件，导致手机被停机销号、家里的互联网服务被中断，银行也发来电子邮件说“如无法提供新的签证复印件，您的银行账户将被注销，存款有被没收的风险”。

胡博峰拿着新签证跑了一圈，才恢复了互联网和银行服务，但电信门店员工说旧手机号找不回来了，只能申请新号。如果换新的电话号码，胡博峰需要告知所有联系人和采访对象。为了避免这一问题，他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对电信门店负责人反复诉说原来电话号码的重要性，并请这位负责人共进下午茶，才最终要回了原来的电话号码。

胡博峰的遭遇并非个例。在他驻印期间，法国等一些国家的记者也需要“每月延签”。一名法国记者说，这和印度政府2019年突然取消印控克什米尔地区自治地位后遭多国批评有关，印度可能出于报复才对这些国家的记者实施了“每月延签”的政策。胡博峰曾与印度外交部一名官员交流，希望后者解释“每月延签”的理由。对方给胡博峰的答复是：“去问你的使馆（人员）吧，他们清楚。”这似乎暗示了印方的做法是一种外交报复。

2020年3月，印度新冠疫情暴发，全印进入为期3个月的封城状态，中国记者的签证也从“每月延签”改为每3个月延签，并且不必再跑政府窗口了，可以拿到电子签证。虽然仍然很不方便，但相比之前来说，境遇算是好了不少。

2021年，胡博峰驻印任期结束。回顾驻印3年，他表示，一半多的任期都因为签证问题受到影响。胡博峰总结说，印度在签证问题上对中国记者的刁难，其特征是“不舒服但合法”，印方始终在本国法律范围内，最大限度地“挖掘”所有能够让常驻记者“不舒服”的点并最大化地加以利用。“印度的行为合法吗？合法！合理吗？绝对不合理！”胡博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