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雷迪还认为，美国国防工业基础目前面临三个问题。第一，规模变小了。他认为工业基础的收缩可能发生在和平红利时期，例如，美国曾有25家造船厂为美海军建造船只，而现在低于6家。第二，美军需要的系统类型很复杂。在二战期间，美国的造船厂能在几天内制造出相对简单的舰船，这种速度对于今天现代化的舰船、飞机和地面作战系统来说是不可能的，“因此，维持一个拥有适当数量制造工艺人员来创建这些复杂系统的工业基础将是一个挑战”。第三，他认为私营部门广泛使用“准时制”（just-in-time）库存管理的概念，原材料并不作为企业常规库存的一部分而保留和持有，而是仅在需要满足制造要求时再采购和运入，这样可以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他认为这种模式在20世纪90年代、21世纪初的工业部门很有意义，可能会有很高的利润率。但这是第0阶段（Phase 0）和平时期模式，不一定会在第3阶段也即美国正在进行的斗争中获得好的效果。作为美军联合战斗条令的一部分，“第0阶段”被称为“塑造”阶段（shaping phase），发生在和平时期；“第3阶段”包括积极的战斗，就像如今在乌克兰发生的那样。对此格雷迪认为，“问题将是美国防部如何激励一个能得到正确解决方案的工业基础。”他认为，美国防部需要确定应当储备多少系统、要从很高节奏的或高节奏的生产线（hot production or a warm production line）得到什么；支持美军的理想工业基础应具有充分的竞争，允许私人资本自由流动，并具有稳健、多样和可信的供应链，可能不仅仅包括美国，也包括美国盟友和伙伴，并且，“最终，它必须是可以激增的”。格雷迪认为，“接下来的问题是，美军如何去激励这件事？”他表示，美国防部常务副部长希克斯和采办与持续维持副部长拉普兰特正在做这项工作，例如，“《国防生产法》第三章已经到位，这里面有美军需要的一些豁免。这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良好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