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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华方向上，德国也正在出现转变。

最新一例即是，据说将于4月9日前后由基民盟/基社盟议会党团通过的一份立场文件草案明明白白地指出，通过贸易维持和平的想法，“就俄罗斯而言已经失败，而对中国来说，也越来越失败”。

这句话，由一直执行默克尔政治路线的基民盟说出来，具有别样的意味。

这份立场文件草案的甫一开篇就指出，“对于所有寻求维护、加强和支持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国家来说，中国的崛起是21世纪历史性挑战的核心。”

看到“基于规则的秩序”这个熟悉的“配方”，这份草案的调子已经昭然若揭。

果然，接下来，草案明言：德国的对华政策应该摆脱“务实、亲北京”的立场，特别是在贸易方面。

这种说法，针对的显然是德国国内围绕“摆脱对华经济依赖”的一系列争论。

这份草案套用了总理朔尔茨“转折点”的说法，说德国应该形成“对华政策的转折”。为什么呢？它把这口锅扣在中国的头上：“中国主动改变平衡，并明显将两国关系的核心推向系统性竞争”。

这份草案建议与中国相处时使用“两分法”：在竞争领域，“建立价值观联盟”，“以能力和实力应对”；在“中国以公开、透明和可靠的方式接受合作的地方”，才可以表现出“合作的意愿”……

是的，和美国目前的对华政策大同小异。

很可能，这份基民盟/基社盟的立场文件将先于国家的“中国战略”出台。从去年开始，德国的“对华战略”就在酝酿中，迟迟未见推出，因为涉及明显的分歧。

人们发现，不仅政商两界立场相左、联邦政府与各州政府观点对立，就连政府内各党派甚至绿党执掌的外交部与经济部之间也都莫衷一是。

依循绿党“价值干涉主义”的倾向，外交部长贝尔伯克正在推动更多的“经济独立”，以及与中国更明确的“政治距离”。

社民党关注的则是经济。“中资入股汉堡港”风波去年持续好几个月，德国经济部长哈贝克表示坚决反对。经过艰难磋商，最后才以减少股权的方式达成妥协。

“对华经济依赖”，这几个月来一直是德国各界讨论的话题。

2022年，德国的大部分进口来自中国，它们价值1913亿欧元。中国也是德国一个重要的销售市场。2022年第三季度，奔驰、大众和宝马的汽车有超过1/3在中国销售……

这样的紧密经贸合作是中德优势互补的产物，符合市场规律和经济全球化规则。现在却被一些政客渲染为，如果发生冲突，德国可能面临要挟、“导致其政治行动能力受限”。

在这种意识形态主导的声音之下，去年11月曝光的德国中国战略文件草案显示，德国将着重强调维护人权在德中未来经济关系所起的决定性作用，“经济发展和人权并不矛盾”。

这就不难理解，为何在去年9月德国外交部召开、商界代表出席的会议上，主题竟然是中国的人权，以及敦促那些公司确保在华开展业务的过程中尊重人权。

据报道，在去年11月草案曝光之前，就德国的中国战略召开的会议大大小小30多场。参与制定中国战略的德国外交部亚太司司长司佩兰参加了其中的一多半。

司佩兰，是德国外交部中最了解中国的人之一。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她一直从事着与中国相关的工作。司佩兰会说中文，曾在北京学习，并在2004年至2006年期间担任德国驻华大使馆的贸易促进办公室主任。

这样一位知华人士，却对中国持批评态度。

在那篇报道她的文章中，有一段专门描述了中国战略的可能模样：第一，德国希望在对华关系中重新定位自己，建立具有更大互惠性的投资规则。第二，在欧洲和德国的中国企业需要改变允许高额补贴等“不当行为”。第三，德国需要摆脱对中国的“过度经济依赖”。

司佩兰还专门回应过德国企业对于“脱钩”的担心，“减少对华经济依赖性，是“风险管理，而不是脱钩”。

其实，更为实事求是的做法应该是，减少那些可能影响供应链稳定、对单一产品或关键基础设施中使用技术的单向过度依赖。如微电子产业中使用的某些矿物质原材料或某些产业中使用的初级产品。

但，这绝不意味着减少对华经贸联系。

历史与事实都已经证明，只有从实际出发，保持相互尊重、理性务实才是发展中德关系的最优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