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经纬网3月15日讯：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当局立法机构民众党团15日召开记者会，质疑台当局防诈措施仍停留在浅层“防堵”，台当局不断宣誓成立“打诈台湾队”，各部门只会互踢皮球，诈骗案件与财损连年攀升，谴责主管机关不作为，并呼吁台当局加速监管、运用人工智能进行犯罪防治，喊话台当局行政机构负责人陈建仁“挺直腰杆”，该做的事情赶快做。

民众党民意代表赖香伶指出，台北故宫博物院逾10万文物图档去年遭黑客攻击导致资料外流，官方现在才开始研拟要求兜售网站下架，防范资料外流与追回的标准作业程序明显出现问题，个资外泄问题频传；柬埔寨总理收到诈骗简讯，IP位置就在台湾，类似犯罪在岛内日益猖獗，却看不到台当局有所作为。

赖香伶表示，前台行政机构负责人苏贞昌任内大动作宣示要组建跨部门“打诈台湾队”，然而根据台刑事部门统计，2018年到2022年间诈骗案不断攀升，光去年诈骗财损将近70亿元(新台币，下同)，5年成长75%，诈骗案野蛮生长、越打越多，俨然成为安全危机。然而台内部事务主管部门负责人林右昌换汤不换药，又要再次整合多部门打击诈骗，“打诈台湾队”一再重组，民众被骗的状况却从未改善。

赖香伶直言，台当局逃避责任的“驼鸟心态”是打诈失败最大原因，台数位发展部门应该杜绝企业个资外泄防堵诈骗破口、台“通传会”要持续筛查低成本、高获利的诈骗简讯、台“金管会”更得加强监管加密货币被用于洗钱，但如今各机关不务正业只会踢皮球，她谴责主管机关的不作为，呼吁民进党抛弃推诿塞责的态度，从认错开始改起。

民众党民意代表陈琬惠表示，根据台刑事部门统计，单就网络诈骗案2018年财损约4.7亿元、8593人被害；2022年财损超过20亿，被害人数超过1万3千人，增长幅度高达六成，很大原因在于金融科技与金流工具日新月异，警方查缉手段面临瓶颈，台当局的金融科技、工具管理也要与时俱进，才能有效打击犯罪。

陈琬惠指出，打诈议题牵涉多个部门，台当局不能被骂才要动，请台行政机构负责人陈建仁痛定思痛、挺直腰杆，该做的事情赶快做。不只民众个资外泄，台北故宫博物院系统去年6月遭黑客攻击，大量典藏品图档外流在网络公开贩售，台北故宫博物院轻描淡写说“不是被黑，是被截图。”这种说法反映台当局系统完全不设防，黑客想来就来、想爬就爬。另外，诈骗集团冒用名人鼓吹投资，非常猖狂，若“不设防”就是台当局对于资安乃至于诈骗防治的态度，也难怪诈骗案件不断飙升，几乎成为台湾民众日常。

民众党团呼吁，“打诈台湾队”不能沦为口号，跨部门从技术、金融管理与教育宣导多管齐下，才能有效治理诈骗，请台当局拿出承认错误的勇气，切莫继续以拖待变，让台湾民众一再受骗。

轩讲：台湾诈骗往事

大家好，我是在观网陪你看世界的谷智轩。最近，俄乌局势引发全球关注，不少行业又忙碌了起来，我们媒体就不用说了，但比我们更忙的，要数我国某宝岛上，蓬勃发展的电信诈骗行业。俄乌闹这么一出，可谓天上掉剧本，给岛上的各种骗子们，送去了无数灵感：台上的呢，说为了给“美帝”交投名状，要朝俄罗斯挥舞“制裁大棒”；台下的呢，有“乌克兰女医生”包机避难，有“乌克兰军官”立下flag，说打完仗就回来结婚，最近又冒出个“乌克兰人道救援红十字会”，要帮难民渡过难关——当然，这些事情，都要民众先慷慨解囊，才能实现。有句名言，说平时要有积累，机会来了，才能把握住。骗子们能抓出这个“天赐良机”，当然也非一日之功。本期《轩讲》我们就来聊聊，台湾省的电信诈骗产业，是如何做大做强的。

聊这个话题，先要搞清楚，电信诈骗是什么。上周有一则新闻，说某外国男子冒充乌克兰总理，与英国国防部长电话尬聊10分钟，把“带英”的汉弗莱们骗得团团转。这种“高仿”式恶作剧，顶多算行为艺术。而我们今天讲的电信诈骗，专指利用手机、电话、互联网等平台，虚构或隐瞒事实，骗取不特定民众财物的犯罪行为。其落脚点是骗钱，欺骗对象可以是政府、企业，但主要还是老百姓。在中国大陆，电信诈骗是严重的违法犯罪，最高可判无期徒刑。不管是退休老人，还是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他们的救命钱、血汗钱一经骗走，大多无法追回。无数家庭因此家破人亡。所以，我们一定不要以玩笑的心态看待这件事。

网上有段子说，我国台湾是“诈骗之岛”。我反对笼统地贴标签，但有一说一，电信诈骗作为一项“产业”，最早出现在台湾省，还经过三轮“产业转移”，扩散到了全世界。论诈骗手法之创新，影响之恶劣，台湾是实打实的“南波万”。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台湾流行“刮刮乐”、六合彩等彩票诈骗。骗子回收并涂改过期彩券，以假乱真。受骗者以为“中奖”，拨打彩券上冒名申请的“领奖电话”。电话那头，“工作人员”马上说，恭喜您“中奖”了！领奖之前，麻烦先缴15%的税金。钱就被汇到一个空壳公司。一次得手后，骗子还巧立名目，要求交律师费、公证费这啊那的，持续榨油水。受骗者贪恋巨额奖金，往往不在乎这点“芝麻”，结果积少成多，等意识到被骗时，对方早已卷款跑路。

这种利诱型骗术，作案成本低、来钱快，在台湾很快便一发不可收拾。1999年，台警方统计到诈骗案件4262起，第二年增加到7000起。诈骗名目也不断进化，从彩票、退税到股票。后来，电视购物和网购出现，成为主流的诈骗形式。另外两种骗术也浮出水面：一个是“危机型”，打电话说绑架了你的家人，汇款才放人。可别笑这是“狗血剧情”，当时不是人人都有手机，大街上也没多少摄像头。社会治理的漏洞，给了骗子可乘之机。另一种是“胁迫型”，冒充公检法，半骗半哄地威胁受害者，索要钱财。台湾诈骗犯也挺会蹭热点。陈水扁洗钱案曝光后，有人冒充“特侦组”，谎称受害人涉及扁家洗钱案，要求接管其银行账户，前前后后骗了3亿新台币。

总结一下，电信诈骗的第一阶段，主要是在台湾省内，骗台湾老百姓。这些骗术手法相当粗糙，但台当局也缺乏治理经验，显得束手无策。2000年以后，台湾省内电信诈骗“遍地开花”，案件数量5年翻了6倍。诈骗金额7年暴增20倍以上。顶峰时期，岛内一年被诈骗6.5亿新台币，平均每个受害者损失25万新台币，相当于当地普通工薪阶层半年的收入。有台媒回忆，当时几乎人人都接过诈骗电话，甚至一天能接好几个。正是这种“血的教训”，让台湾民众提高了防范意识，警方加大了打击力度。于是，那帮电信诈骗团伙，把目光投向了大陆。

2002年左右，他们开始把基地转移到福建省。一是利用两岸缺乏司法互助协议，企图逃避台湾警方的抓捕。二是看中两岸同文同种，在福建当地召“马仔”，没有任何沟通障碍，还节约成本。随着大陆的经济高速发展，固定电话、手机普及，民众对诈骗的套路缺乏警惕，成为诈骗团伙眼中的“香饽饽”。2003年，厦门警方一次出击，就在沿海查获24个台湾诈骗集团据点。两岸没有司法互助和引渡条例，令这帮诈骗团伙更加肆意妄为，逐步从福建向大陆各地渗透。2004年，上海警方破获一个台湾诈骗团伙，抓捕台籍犯罪分子57人。这个数字，打破了建国以来诈骗犯罪集团人数的纪录。2006年，全国除青海、西藏外，其余各省份都出现了台湾电信诈骗集团的犯罪活动。

这一时期，台湾诈骗集团与过去最大的不同，是高度组织化，堪称“企业化管理”，比早期岛内的“小作坊”式诈骗，已经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这些诈骗团伙，打着台商公司的幌子，骗取地方政府信任。其内部分工明确，有“演员组”和“资金组”。以他们最常见的套路，冒充公检法为例。先有“银行工作人员”打来电话，通知你身份证被冒用，涉嫌洗钱；接下来是所谓的“公安”询问，看似有板有眼，实际上是为套出受害人的隐私、财务信息。最后，会有“检查官”提供所谓的“安全账户”，骗取受害人转账。其实整个过程，全都是“托儿”在演戏，但诈骗分子就是利用了受害人的心理弱点，信任人民警察，不懂法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等等。“演员组”的工作结束后，“资金组”会迅速行动。他们在各地留下“安全账户”。受害人转账后，“马仔”立刻去银行取现，最快只要几分钟，再把钱放到指定地点，层层转包，通过洗钱来逃避追查。在这些诈骗“公司”内部，人员分为低中高三档，最低档负责打电话、发短信的，和线下提款的“马仔”，基本以大陆人为主。这些人的业务并不复杂，简单培训就可干活。就算被警方端掉，整个诈骗集团的损失也不大，再招一批就是。再往上，则是台湾籍的“中层干部”，这些人的活更杂，也更重要。他们行骗经验丰富，在连环式诈骗中，往往扮演“权威人士”，是最重要的一环。除了直接上阵，“中层干部”还要与基层“马仔”对接，编剧本，培训话术，统计绩效，做账，后勤，通通都管。如果不细看，这“企业管理层”，还有模有样。至于诈骗团伙高层，则会避免与“公司”产生任何联系，甚至人在国外。他们有人脉有资金，彼此之间可能还会相互提携。就算一个诈骗集团遭遇重创，“马仔”、“中层干部”被打掉一大窝，依然能够“东山再起”，像蟑螂一样到处繁衍。

正因如此，台湾电信诈骗集团在大陆的活动，才越来越猖獗，甚至带动了大陆内部的“本土派”。但论业务能力，还是“台湾帮”更胜一筹。据公安部统计，2011年起，大陆电信诈骗案数量，年均增长率高达70%。到2015年，全国电信诈骗案超过59万起，被骗走222亿人民币。值得一提的是，这200多亿里面，一半都被卷到台湾省，但那一年，台籍电信诈骗犯罪团伙的案子，只犯全国的20%。千万元以上的大案，基本都是他们干的。

2009年4月，两岸签署了《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正式就联手打击电信诈骗，展开合作。此后3年里，两岸合作打掉39个跨境电信诈骗集团，逮捕4412人，其中六成来自台湾。台湾诈骗集团的嚣张气焰，这才稍稍收敛，许多组织跑到了菲律宾、印尼，继续祸害大陆民众。近年来，大陆与东南亚国家开展联合行动，进一步清剿电信诈骗，并将要犯引渡回大陆。这些人又一口气跑到了非洲的埃及、肯尼亚，甚至在大洋洲，俄罗斯远东地区，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他们转移的特点，主要是利用台湾的“免签政策”，避开与大陆有司法互助和引渡协议的国家。且当地治安状况往往很差，对电信诈骗不熟悉，或者打击力度不够。经过这第三波“产业转移”，台湾诈骗集团的业务范围，终于从岛内、大陆，转为面向日韩、东南亚，乃至全世界。

如今的台湾诈骗集团，已经高度公司化。在海外搭建机房，一次就要投四五十万人民币。有诈骗集团，直接住进印尼的豪宅，里面配游泳池、专车接送，甚至连厨师都带来了。刚招来成员，底薪就有4到5万新台币，相比台湾大学毕业生“22K”的起薪，可谓相当诱人。为了掩人耳目，这些诈骗犯通常二三十个人组团出境，受签证限制，在外面待三个月就必须返台。之后更换潜伏国家，重操旧业。整个过程宛如旅游。诈骗集团确实会用这种利用，诱惑甚至诱拐一些年轻人入伙。前面说过，一家公司里面有“演员组”、“资金组”。到了东南亚，它们就会单飞，各自成立公司，承接多个犯罪团伙的业务。不管是念台词，还是洗黑钱，都是同样一批人经手，业务更熟、成本更低。最重要的是，就算破获这一家公司，也无法将幕后的犯罪团伙连根拔起。

就这样，电信网络诈骗产业，起源于台湾省，随后在空间上，总共完成了三次比较大的转移，并在这个过程中，规模不断扩大，发展成为遍布世界各地、从业人员超百万、产值超千亿的全球性产业。那么，是什么因素，造成这种产业转移呢？

一般来说，产业转移的动力，来自市场和成本两个方面。先说市场。电信诈骗要有利可图，一个前提是：骗的对象手里要有钱。这个钱，不只是已经获得的财富，比如说银行存款，还有可以透支的财富，比如借呗、花呗额度之类的。所以，对于以个人为主要行骗对象的骗子来说，比较理想的市场，一是高储蓄、高信用的人口，规模比较大，二是有普惠性的金融体系，老百姓转账汇款、取钱借钱都比较方便，最好还有金融机构天天短信电话骚扰，千方百计忽悠你借钱。当然，还有一点，就是老百姓都有电话、手机，有办法可以远程接触到。这么一来，世界上一大半的国家，都被排除在外了。大陆的市场，也是在21世纪之后，才开始达到这个标准，给电信诈骗产业的第一次大转移，打下了基础。

再来说成本。电信诈骗的成本，主要可以分为人力成本、行骗成本、违法成本。人力成本好理解，就跟制造业的产业转移是一样的，大陆接盘台湾，东南亚接盘大陆，原因都是人工费用的上涨。在电信诈骗团伙中，占九成的基层人员，比如说我们接到诈骗电话后第一个交谈的骗子，需要的文化程度并不高，但还是要具备一些基础的素养，至少听说读写、敲敲键盘的能力要有吧？所以犯罪的组织者，为了招募到更廉价的人手，往往会从经济发展程度较低，或就业形势不佳，但基础教育又比较完善的地方着手。

所谓诈骗，无论采取什么样的形式，核心手段都是要获得受害者的信任。你说得唾沫横飞，我心里一直“呵呵”，这还怎么玩儿？所以，这行骗成本，主要指的是获取受害者信任的成本。这里面，首要的就是语言。语言不通的就不说了，要是说话的“味儿”不对，受害者心里立刻就会打一个问号。这一口“台湾腔”、三句不离“嚯嚯嚯”的公检法，你信么？所以，台湾骗子要开拓大陆市场，就必须要用大陆人，口音还得和剧本对应。同样道理，要做英美市场的生意，不但话务员的英语要流利，还得带一股“咖喱味儿”，because western governments and enterprises usually outsource online customer service to India（因为这些地方的政府和企业，客服都外包给印度了）。 解决了语言关之后，就是技术关了。这技术，也分文理社科。“文”，指的是行骗的话术、剧本。“理”的范围更广些，从获取受害者的隐私信息，到远程操纵受害者的电子设备、切断受害者与外界的联系等等。前面这些，都要靠对人性的把握，以及对社会系统运行方式的熟悉，来串联起来，而这，就是社科技术的作用。熟人社会，就是亲友救急，生人社会，就是中奖交税。怎样设计剧本、以假乱真，怎样用模糊的信息套话，怎样利用人心、让人不假思索，都是有讲究的。

当然，不同的人，对“骗术”的抵抗能力也不一样。一个地方，电信诈骗业务开展得越久，民众的警惕性就越高。台湾省的民众，被骗得久、骗得多，对“骗术”的抗性，自然是练出来了。大陆呢，沿海地区的老百姓，也长期受到诈骗电话的“洗礼”，政府也开展了许多教育工作，家门口、银行柜台前、手机软件的弹窗上，到处都是“警方提示”，防骗意识肯定水涨船高。有数据显示，上海手机用户识破一个诈骗电话平均仅需18.5秒，识别能力居全国第一。就举我自己的例子吧，我曾经接到一个大学贷款的诈骗电话，听对方谈钱就“秒挂”，耗时不到5秒，结果转手就接到反诈中心的电话，登记信息，接受教育，耗时10分钟，隔天派出所民警登门拜访，再次登记信息，接受教育，耗时半个小时。这种情况下，骗子得手的难度，可想而知。到了这个阶段，骗子要么转场开发新市场，要么只能提高诈骗技术，但这么一来，行骗的成本也上去了，得花大量的钱，招募高端的文理社科人才，培养技术过硬、经验丰富的基层业务员，才打得穿这层层的“防骗壁垒”。所以，对于电信诈骗这个行业来说，在一个地方发展，往往会经历这么一个过程：理想的新市场出现——骗子扎推进入——行骗成本上升——一部分收益率低的低端骗子被挤出市场。这也是骗子们不断转移阵地的一个重要原因。

再来说违法成本。“诈骗”的核心目的，是非法占有受害者的财物。当骗子的，骗到钱只是第一步，而第二步，就是如何一直“非法占有”这些钱，也就是解决两个问题：一，怎么不被抓，二，抓了之后，怎样让人关不住。电信诈骗产业的转移，就跟猫抓老鼠差不多，哪里管得紧，哪里有严打，哪里就跑一波骗子。反正电信诈骗又不受距离限制，隔着一个大洋，照骗不误。台湾省加大打击力度，他们就跑到大陆。大陆规范电信、银行业务，防治结合，釜底抽薪，他们就跑到国外。等中外警方建立合作，堵上窟窿，他们又跑到了那些政府能力不足，或者还没建立合作关系的地方，继续搞业务。光是“跨境”两个字，就帮骗子解决了一部分“不被抓”的问题，而不同地区、国家之间法律体系的差异，又可以帮骗子解决“关不住”的问题。于是，他们就专挑那些对诈骗犯罪惩罚力度低、执行程序复杂的地方，招募人手，设置窝点。这么四处流窜，“产业”就转移了。

最后，得强调一点。我们在说制造业转移的时候，往往指的是劳动密集型的工厂，而不是背后获取高额利润的资本家。所以，电信诈骗产业转移走的，其实也就是那些末端执行的“诈骗工厂”，上边的组织者，还是来自最初的那么几个地方。而且，就像制造业分出高端、低端一样，他们的业务也出现了分流，一部分高门槛高利润，精准诈骗，以质取胜，一部分低门槛低收益，广泛撒网，走量为主。就拿大陆市场来说吧，近10年来，以我国公民为对象的电信诈骗案件里面，以大陆人为首脑的“大陆系”案件，占全部案件的95%，损失占70%，数量虽大，但个案案值普遍不高。而由台湾籍人士组织的“台湾系”诈骗集团，犯下的案件占总数的5%，造成的损失却要占到30%，个案损失屡创新高，甚至创造出“清华教授被骗1760万”的业界神话。所以，尽管“大陆系”有本地优势、数量优势，又花了20年奋起直追，电信诈骗的“高端市场”，仍然是“台湾系”的天下。

电信诈骗搞了那么多年，竞争是非常激烈的。那么，为什么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台湾系”还能够独霸一隅，笑傲天下呢？这就要分析“台湾系”的比较优势了。首先，当然是先发优势。前面讲了，“台湾系”经过三十年的积淀，已经形成了高度专业化、模块化、公司化的产业链，在行骗效率和违法成本上，要大大超过了大陆这边的“家族模式”。低端电信诈骗的模式容易复刻，入行门槛其实不高。但要想在行业里待得久，还想做大做强、朝高端业务扩展，不但要学模式，还要靠资源与渠道的积累。在这方面，“大陆系”虽然还有差距，但是假以时日，未必不能追上。

然而，“台湾系”的另一项优势，“大陆系”就完全没得比了，那就是政治环境。在台湾省特殊的政治环境下，民众可以免签通行大量国家，洗钱网络成熟发达，诈骗犯罪量刑轻微，最高五年的有期徒刑或新台币五十万以下的处罚。对比一下，在大陆，诈骗五十万元，就是数额特别巨大，最高可判无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难怪“大陆系”的骗子，不敢把案值做大，骗人千万，牢底坐穿呐。

而一旦岛内绿营执政，两岸关系降至低谷，司法上的合作，自然要给政治让步。骗子们手持台湾“护照”，在全球各地打游击，方便快捷地洗白账款，事有不妙时，还能躲回岛上避避风头。就算一不小心在国外被抓了，还有可能在引渡过程中，被台当局“截胡”。2016年4月，肯尼亚警方向中国大陆遣返77名电信诈骗嫌疑人，其中45名来自台湾，结果岛内吵翻了天，不分蓝绿一致“反陆”，还要“制裁”肯尼亚以示抗议。同年同月，马来西亚遣返52名在当地对中国大陆民众进行电信诈骗的台湾嫌犯，结果在台当局的交涉下，首批20人抵达台湾，在机场仅填写通知书、接受警方简短讯问，就全部释放。马来西亚随即把剩下的32人，移交给了大陆。

台湾省如此“天时地利人和”，转换成竞争力后，在电信诈骗这个领域一骑绝尘，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此次借俄乌冲突，新编剧本，大肆捞金，不过只是常规操作，不值一提。我国这些年来，政府社会通力合作，对电信诈骗层层布防，但只要两岸问题依然存在，这道防线上，就始终有一个巨大的漏洞。如今绿营长期执政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对于某些政客来说，只要让海峡对岸不好过，就是好买卖，至于包庇罪犯，连岛上百姓一同坑害，又有什么问题呢？相比这些台面上的“巨骗”，底下见不得光的普通骗子，实在是相形见绌。所以，电信诈骗问题要根治，除了提高民众防骗意识、完善反诈制度、加大对犯罪分子的打击力度之外，对那些“巨骗”，也必须一网打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