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初，美国国防部发现一艘前往伊朗的船只正在驶近波斯湾，这艘船上装载着中国制造的蚕式导弹。美国海军认为，这些强有力的武器交付后，将大大增加美国舰队及其护卫船只的危险性。因此，国防部言之凿凿地主张美国政府批准拦截这些武器交付。

然而，美国国务院驳斥说，根据公认的战争和中立规则，在公海进行扣押将构成侵略性封锁，相当于对伊朗采取了战争行为。美国如果实施海上封锁，就将失去其作为中立国斡旋的地位。在这次事件中，运载导弹的船只被允许通过。在争取美国政策控制权的内部斗争中，对系统性规则的遵从压倒了战术优势。

“9·11”事件之后，美国的自我约束大都消失了。

显然，在无视国际条约和协议的所有法律义务方面，特朗普政府做得最极端。特朗普的前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明确地表示：“对美国来说，承认国际法的有效性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哪怕这么做短期内似乎符合我们的利益——因为从长期看，那些信奉国际法的国家的目标就是要制约美国。”博尔顿辞职之前，曾在特朗普政府内部牵头无视或违反美国与中国就台湾问题在此前达成的协议。2017年1月，博尔顿在《华尔街日报》发表的一篇专栏文章中指出：“在《上海公报》发表45年后，是时候重新审视‘一个中国’政策，并决定美国对它的理解了。”作为回应，2019年6月，在卡托研究所从事安全研究的高级研究员特德·盖伦·卡彭特在《国家利益》杂志中写道：

在政府任职之前，他（博尔顿）推行了高度危险和具有挑衅性的政策。他敦促美国和台湾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甚至主张将驻冲绳美军转移至台湾。任何一项措施都将越过中国政府关切的红线，并可能引发中国采取军事行动以阻止台湾与大陆出现永久的政治分离。让持此观点的人物担任关键的政策制定职位，并让其坐在离总统椭圆形办公室仅隔几扇门的地方，这大大增加了美国进一步支持台湾的可能性，还会提升与中国爆发战争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