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国家的经济增长中，科技进步贡献率近些年显著提升。从2012年的52.2%提升到2021年的60%以上，创新指数也上升了22位，攀升到全球第12名。我记得十年前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当时刚刚推出的苹果手机背面都印着一行小字叫Design in California, assembled in China，“加州设计，中国组装”。根据当时的研究，每卖出一台苹果手机，中国只能在组装环节中赚到6美元。你们知道iPhone（苹果手机）多贵，我们只挣了6块（美元），仅占一台iPhone（苹果手机）价值的3.6%。

如今，中国培养出一批本土零件供应商，现在中国供应商在iPhone（苹果手机）价值中占到的比例已超过25%。这是巨大的提升，希望还能继续提高。如果我们能在各行各业重复苹果手机产业链的故事，想象一下，会有多大的价值创造空间。

我们也注意到，随着中国在战略层面不断强调科技自主，决心解决关键技术被“卡脖子”的问题，让西方世界感受到了非常大的“不安全感”，特别是美国。

剑桥大学的张夏准教授早在20年前写过一本书叫《富国陷阱》。这本书里论述了一个历史现象，他做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即先富起来的国家，它爬上去后，一脚把“梯子”踢开，千方百计阻止发展中国家复制自己的成功，不让它们爬上来。因此，高质量发展无法单单依靠全球化来实现，不能靠别人，不能靠爬在你前面的人。高质量发展更像是一种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自我革新。

我作为风险投资人，我根据自己的在行业中的一些亲身经历和体会，提出过一个想法，即“中国新经济的前后20年”。我把中国新经济分成了两个20年。第一个20年就是从2000中国新经济刚开始的时候——也是我们加入世贸组织的时候，到2020年这段时间。我们国家在高速发展中创造了巨大的正外部效益，是国家创造的，政府引领的。比如，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提升、物流交通的完善、信息技术的普及。依托这些红利，大量创业公司通过互联网平台上的商业模式创新成长起来，推动中国的经济发展，但根本上这些企业科技创新程度是比较低的，本质上是“资本杠杆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