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用同样力排众议、不为所动的姿态放出了访华的消息，成为了自疫情以来访华的第一位西方国家首脑。据德国媒体报道，此次访华殊为不易，多亏了前德国驻华大使施明德从中斡旋。面对随即而来的舆论长达几日的滔天巨浪，他背后的社民党罕见地团结。上文提到的克林贝尔逐个驳回了其他党派和舆论界对总理的质疑。

无论在俄乌冲突开始时的德国曾经有过多么激烈的争论，这一切随着战线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拉长变得销声匿迹。对德国百姓来说，这是二战后第一次在欧洲本土发生的战争。它的阴影就这样以一种显性的方式徘徊在德国上空，以至于普通百姓无论想与不想，都无法看不见这样的事实：无论是超过10%的历史性通货膨胀率，还是对于即将到来的寒冷秋冬的担忧，或是时时刻刻悬在头顶的扩大化的可能——如果那样，那么德国本土也将被卷入战争。这场冲突于是逼得再平常的百姓都不得不身体力行地去思考自己与国家的命运。

在沸腾的社会空气里，以前的国家秩序又是否依然可以受到尊重呢？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便不难理解贝尔伯克所提出的“外交政策应由外交部主导”。该主张不仅涵盖了一些具体内容，更意味着一种政治结构的变动。这样的主张无疑是对联邦政府——而不仅是总理府——的挑衅。以此推之，试问：一国是否出兵，是否参与战争，难道是该由国防部主导决定的吗？

就像《法汇报》时事评论员所说，“遥想（前总理）施罗德，尽管也具有合作精神，但他心里非常清楚，一个厨房里的主厨只能有一个，而他也毫不客气地表现出他自己才是那个唯一的主厨。而现在的问题是，厨房里若干打下手的人也想当主厨，或者说，他们提议主厨该由大家轮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