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是不同意朔尔茨做法的人，也很难否认德国的“领导性角色”。因此，在这里，德国所追求的“领导性角色”并非传统里会引起很多人反感的那种历史上的霸权式铁血式领导，而是在已无可避免的世界多极化这一历史趋势中成为政治、尤其是政治文化的一极。其实，对于这样的角色，默克尔已经默默地用她的政治头脑和长达16年的出色执政为德国在国际社会里赢得了不少“民心”，也让德国的经济现实和世界政治间产生了无法“脱钩”的联系。现在所做的，无非是要把这个角色缺的一块角（同时也是德国自二战以来难以触碰的禁区）补齐，把卡在很多人胸中想要宣之于口的诉求说出来：参与国际政治的话事权。俄乌冲突，给了德国这样一个尝试的机会。

自“时代转折”以来，我们看到的所有重大社会问题，都是德国在国际政治环境中正在经历的期许和现实之间所产生的摩擦。这一点是英法美这样的其他西方政治大国所难以体会的。

没有一个重大社会现象不与“时代转折”有关，也没有一个重大政治决定不是在事实上呼应着或铺垫着“时代转折”。例如，11月3日，就在总理朔尔茨访华前夕，德国联邦及各州首脑会议终于通过了争执日久、多次难产的纾困计划。该计划的重点有：在跨年期间引入49欧元票以提高公共交通的使用率，联邦和州各出一半补贴费用。引入能源价格刹车机制，尤其是天然气、区域供热和电力价格，来减少百姓对于俄乌冲突所带来的价格恐慌。与此同时，国家的补贴也并非无上限，只有前一年所耗天然气总量的80%才会受到补贴，以此激励民间节省能源。对于工业界而言，自2023年1月起，国家在该公司历史消耗天然气总量的70%内给予价格优惠。而对于已到眼前的12月，联邦在一定能耗范围内补贴住家和公司所需支付的天然气预付款。2023年即将开始的住房金改革则在扩大了受益人群的同时囊括了供暖补贴。而新的《通货膨胀补偿法》则旨在通过提高基本津贴和儿童金等方式减轻物价上涨对于不同收入人群的影响。正如前文所说，德国的经济和社会现实已经与世界政治间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家事国事天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