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关键错误也发生在拜登政府执政初期。2021年2月，当国会民主党人正在准备一项1.9万亿美元的刺激计划时，一群共和党参议员作为反击提出了一项规模约6000亿美元的提案。由于过于自信，白宫拒绝了这一提议，并通过“政党路线投票”将三倍于此的资金投入到经济中。

 随之而来的是以拉里·萨默斯为首的几位持不同意见的中左翼经济学家所预言的：数十年来最严重的通胀加速，而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救助法案的庞大规模使局面更加恶化。然而，如果拜登接受共和党人的提议，甚至只是作出反击并开始谈判，他就可以在他竞选时承诺的两党合作的基础上让他的政府重新出发，同时对冲最终到来的通货膨胀危险。

 第三个失败同样是未能实现几面下注和左右逢源，但这一次是在文化而非经济政策方面。拜登作为总统候选人的部分吸引力在于他一直是一个社会温和派——一个老派的中间偏左的天主教徒，而不是狂热的进步主义者。

 他的总统任期为他提供了许多实际扮演温和派角色的机会。例如，在跨性别问题上，欧洲国家对青春期阻滞剂的疑虑日益增加，这提供了借口，以便拜登呼吁在对有性别焦虑的青少年使用医疗干预方面采取更加谨慎的态度。然而，白宫选择否认存在任何真正的辩论，这使美国政府的立场比瑞典更激进。

 然后是多布斯案的判决。该判决的不受欢迎本可让民主党借助堕胎问题成为政治赢家，但前提是，民主可以把自己塑造成温和派，而把共和党塑造成狂热分子。

 拜登本可以领导这一努力，展示他本人过去持有的立场——支持“罗诉韦德案”，但也支持妊娠晚期堕胎限制和海德修正案——作为天然的全国共识，并反对妊娠早期禁止堕胎的反堕胎专制主义。相反，他退却了，让民主党候选人坚持绝对不允许任何限制的激进路线，这是一种不受欢迎的立场，彻底挥霍了民主党在“罗诉韦德案”后取得的优势。

 从定义上讲，一位强势的总统应该能够在政治需要的时候把他的政党拉向中间立场。如果拜登觉得他做不到这一点，这意味着，他已经把他本人的弱点内化了，提前接受了民主党下个月可能面临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