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从奥巴马政府开始，美国就已经开始重视因制造业过度外包所带来的供应链问题。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及随后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加剧了美国国内对于资本主导的全球化所带来的各种弊端的反思，奥巴马政府开始倡导“制造业回流”，并于2012年发布了《全球供应链安全国家战略》。这是美国首次专为供应链安全制定的国家战略，它提出了供应链有效率和韧性两个战略目标，不过该报告仍将供应链效率置于供应链韧性之前，即更强调供应链的经济属性而非国家安全属性。而只要继续强调效率优先，就意味着“制造业回流”的战略难以实现。

大国战略竞争推动着美国从安全角度理解供应链问题。自特朗普政府始，美国希望通过重塑全球供应链阻滞中国产业发展、复兴自身产业竞争力的战略轮廓逐渐清晰。为此，特朗普政府以巨额贸易逆差为由对华发动激烈的关税战，企图通过抬高中低端产品准入壁垒，推动中国制造的价格上涨，来降低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体系中的吸引力，进而引导产业迁出中国。但从结果来看，关税战基本宣告失败，既没有明显减少中美双边贸易额，也没有降低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更遑论打击中国的产业基础。在关税战爆发的2018年，中国对美出口额不降反增；双边进出口额在2019年有所下降，但在2021年疫情背景下又强势回升，几乎恢复到2018年的水平。

但疫情确实进一步凸显出美国因为本土制造业“空心化”带来的供应链安全风险，为美国政府推进相关产业战略提供了有利的动员机会。在此背景下，在岸、近岸和友岸开始取代离岸，成为美国战略界重思对外经济关系时的关键主题词。无论是在岸生产，还是近岸生产、友岸生产，实质都是美国政府试图通过有形的内政与外交之手，强行改变完全由市场驱动的全球产业布局，从而保障美国所谓的国家经济安全。而依靠政府力量来塑造企业的生产布局，是美国政府一贯不屑为之的，它一直将自由市场经济奉为圭臬，并极力在全球进行推广。但拜登政府执政一年多来先后出台的各种国内产业政策法案，执行的各种国际产业外交行为，都是在以供应链安全为旗号，贯彻一种以在岸、近岸和友岸为目标的产业新战略。这个新战略既服务于美国削弱和打击竞争对手的需要，也是为了通过复兴本土的制造业来缓解美国国内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