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 以美国企业无条件服从美国政府政治指令为核心特征的政商关系，是此类政策持续出台的制度基础。

私有化的自由市场经济，是美国互联网企业在全球持续打造的核心品牌，但无论是2010年的希拉里互联网自由战略，2016年选举后的政治围剿，2020年选举后的社交媒体平台猎巫式清算，又或者是现在伊朗陷入动荡时的通用许可，都显示出美式政商关系作为这类管控政策的制度基础。

美国互联网公司被绑上了美国外交的“战车”，毫不掩饰地成了外交战略工具。华盛顿在使用本国企业贯彻落实美对外战略时，最优先考虑的场景就是挑战和颠覆他国政权，鼓励和放大他国国内的政治与社会动荡，寻求将美国企业生产的软件产品，提供的软件服务，聚焦于对他国的认知塑造与操控之上。

第三， 缺乏连贯与一致的决策风格，基于多部门竞争性官僚模式的政策制定，持续强化了美国相关决策的混沌特征。

冷战结束后，伴随时间的流逝，美国给世人的一个普遍感知是战略决策和政策制定能力的持续下降。虽然美国的政策制定一直具有多部门竞争性官僚模式的显着特点，但下降速度仍给人以一种强烈的混沌感。

以美国政府对伊政策实践来看，伊朗国内无事且网络运行正常时，华盛顿对伊朗实施严格的出口管制，不要说云计算服务，就连《魔兽世界》这样的游戏都处于禁运范围之内。

等伊朗出了事、对网络进行管控之后，华盛顿就开始鼓励各种产品和服务对伊朗的出口，将出口的目标设定为“推动伊朗内部的政治动荡”，乃至“颠覆伊朗政权”，甚至还毫不迟疑地将这种出口定位为“绕开伊朗政府直接为伊朗人民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