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乌战争不是单集剧，也不是多幕剧，而是一个还看不到结局的连续剧中的一集。

图片1995年，瑞典成为欧盟的一员。

我当时采访的一位瑞典学者对我说，如果我问他，“您是哪国人？”他一定会毫不犹豫地说，“我是瑞典人”。但在加入欧盟之后，瑞典人就面临着一个身份认同转换的问题。

他说，不知道要过多久，瑞典人在遇到这个问题时，才会首先回答说他们是“欧洲人”，或者根本就不会有这样的转变。

现在，瑞典已经成为北约的成员，向“欧洲人”迈出了重要一步。

这是在面临来自欧洲另一侧的俄罗斯人的威胁时作出的选择，而北约是一个有着明确敌对目标的军事集团。

我后来转到比利时工作，经历了欧元的启动和北约的东扩。

“欧洲人”这个问题一直是我观察一体化进程的一个基点。在这一进程中，不仅有地缘政治的变化，也有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扩张，以及由此引起的剧烈变动。

我先是看到了1999年北约轰炸南斯拉夫，10多年之后，又听闻俄罗斯与乌克兰因克里米亚事件而出现冲突（2014），我更加强烈地意识到，一体化是有边界的。

欧洲一体化的前辈们期望通过共同体来消灭战争的理想依然遥远。

当罗马尼亚人，波兰人，瑞典人，芬兰人都慢慢地会成为“欧洲人”，俄罗斯人的身份认同也一定会更加强烈。而这样的认同会一直扩展至有共同宗教信仰、文化传统的人群，扩大至周边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俄罗斯族人。

他们是欧洲人的一部分，但好像越来越不像是欧洲人。

欧洲一体化最终导致俄罗斯人面临两个选择，要么是将自己改造成真正的欧洲人，也就是被西边的欧洲人认同的欧洲人，要么就是继续做北方的欧洲人而不被“溶解”。

最终，他们再次回到了历史悲剧的情境之中：要么我被吃掉，要么我吃掉你。

西方舆论热衷于将现在的俄罗斯比作当年的德国，那么，给当年的德国在欧洲漫长的战争史中再找一个对应，恐怕不会很难。

欧洲的大融合进程，看来并非是一帆风顺的民族认同、身份认同的进程，而是充满了因排异而引发战争的风险，根源在于其文明中固有的宗教唯一性和使命感，以及帝国扩张争霸的基因。

站在高高的神坛之上的欧洲绅士不断呼吁全世界都支持他们与俄罗斯决战，但他们却无法让大多数国家相信，他们可以就此永远结束战争。

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他的《文明的冲突》一书中说：“西方赢得世界不是通过其思想，价值观或宗教的优越（其他文明中几乎没有多少人皈依它们），而是通过它运用有组织的暴力方面的优势。西方人常常忘记这一事实；非西方人却从未忘记。”

欧洲学者还会不厌其烦地告诉人们，西方文明是从战争中不断进步的，最终会找到维护和平的秩序，但乌克兰的悲剧看来更像是战争游戏的版本升级，这样的升级会不会按照其内在规律和制作商的设计，以2.0、3.0、4.0……延续下去？

人们担心的是，欧洲现在的这场战争会扩大到像一战、二战和冷战那样的规模，那对全球发展，尤其是全球发展中国家带来的影响将是灾难性的。

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尼尔·弗格森曾在《金融时报》上发表过题为《战争：在历史的阴影中》（War: In history’s shadow）的文章（2014.8.2）。

他在文章中总结道，在我们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不要让任何人吞下古老但顽固的谎言，即他们的“牺牲”是必要的和崇高的。相反，这场战争最好被理解为现代历史中最大的错误。这是一个严酷的事实，许多历史学家仍然觉得不痛快。但是，正如泰勒（A.J.P Talor，英国历史学家，著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一书）曾经指出的，大多数研究历史的人只是“从过去的错误中学习如何制造新的错误”。

俄乌战争不是单集剧，也不是多幕剧，而是一个还看不到结局的连续剧中的一集。

来源：丁刚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