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本书都将2020年定为分水岭时刻，同时为工业社会的变革提供了不同的发展计划。

中国的《智业革命》解释了人工智能如何帮助人类建立一个智能社会来取代工业社会。根据林东提出的“整体未来学”，工业社会将转变为智能社会。林提出，在智业革命期间，人类劳动力将发生变化，导致大多数工作场景发生变化。生产方式的革命将导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改革，从而推动社会分工的重组和社会阶层的改变。林的预测包括，智能将成为生产手段，随着人类将注意力转向智能创造，智业生产将超过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互动和共享将取代社会生产中的分工和交流。基于互联网的合作将取代工厂的固定工作岗位，知识型劳动大军将崛起并打破资本垄断。在智业社会，生产资料的使用权将发生革命，为此，林提出了基于共享经济的经济、体制和组织变革，并预见了市场经济和公益相结合的平台经济、开源经济和合作经济的发展。林也强调了哲学和科学思想的进步，这表明中国作者关注人类如何利用人工智能为人类福祉创造更多战略机遇。

美国作者关注的是如何应对人工智能对工业社会的冲击。他们的书回顾了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及其社会影响，提出人工智能可能会完全超越人类智能，并讨论了全球互联网平台的崛起和地缘政治格局可能发生的变化。

虽然两本书都关注跨国平台，但前者关注经济改革，而后者关注这些平台参与国际政治的可能性。后者还关注人工智能的军事用途及其对国际安全的影响，并提出人工智能军备控制和技术发达国家之间的相互约束。美国作者更担心人工智能时代当前国际秩序面临的挑战。

这两本书都以哲学讨论结尾。中美作家反思理性，探索人类智慧的潜力，呼吁人工智能时代的新思维。不同之处在于，中国的书探索了超越理性的哲学世界观，而美国则警告人工智能挑战理性。

中国书强调，新兴经济体可以通过人工智能推动产业经济革命，并停止复制西方的工业化路径，而美国书则建议维持西方主导的工业及其知识体系。然而，这两本书都说明了西方民主制度和社会治理在人工智能兴起时的不足，并转向了道德。中国书建议推动向基于信用体系的社会转型，在这个体系中，政府为人工智能的应用赋能。美国作者呼吁道德自律和权利再分配，并提议成立一个由政治、商业和学术界参与的国家人工智能委员会来应对危机。

可能还有第三种选择，预计会有更多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