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2022年，我们有理由说，对于西方很大一部分人来说，生活水平停滞不前，数百万人在基本生存线上挣扎，通货膨胀压低实际工资。拿英国来说，很快就会征收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最高的税收，面临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多的支出，然而公共服务却面临崩溃。尽管国民医疗服务体系目前占日常公共服务支出的44%，但它几乎瘫痪了。

在不同程度上，我们可以在西方各国看到类似的情况。

新型疫情造成严重冲击，乌克兰冲突更令问题雪上加霜。

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西方通过非常规货币政策和银行重组避免了萧条。当时没有其他可行的替代方案，但这项政策扭曲了西方的经济，奖励那些有资产的人，惩罚那些没有资产的人，加上政府推行的紧缩政策，大大压低了社会中最贫穷者所依赖的服务。

这在政治上的后果，就是过去15年来民粹主义泛滥。传统政党眼看着自己被新一代的激进分子推翻，传统政治被搅乱，被贴上“精英”标签遭到民众谴责。右翼倒向民族主义，认为文化问题和经济问题同等重要；左派想靠传统国家权力解决不平等，拿身份政治推动激进主义。新的政党不断涌现，绿党、中间派，还有极端的左翼和右翼。

在社交媒体的推波助澜下，西方政治陷入大混乱，陷入党同伐异、丑陋、无效的恶斗。

这不能不影响到外交政策。最近，一位领导人向我抱怨很难与美国的对外政策保持协调。对小布什、奥巴马、特朗普和现在拜登的对外政策，他的评价分别是：“太多、太少、太怪异、太软弱。”我予以反驳，因为这种描述不公平。就每一位美国总统而言，都取得了重大成就，最近一次是拜登为乌克兰争取支持。但我认为，他真正的意思是说，今天与美国打交道的人认为，美国国内政治劫持了对外政策，破坏政策连贯性。不幸的是，那些不是西方朋友的人也发现了这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