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利：我不认同，但事实是，欧盟对中国的态度趋于此类定位。正如我之前所说，这是两个因素的产物：美国对中国的敌意被灌输到欧盟；欧盟自己渴望成为一支“超级力量”。

但这样的“中国定位”其实毫无道理。气候变化等全球议题只能通过外交方式以及相互合作、彼此支持来解决。与其他国家产生矛盾后，应该在平等的基础上通过对话来解决。而且，我一点儿都不认为中国是一个“威胁”。

世界经济正前所未有地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使“新冷战”不可能真正发生。欧盟与中国的贸易联系非常密切，在关键原材料方面也十分依赖中国。如果欧盟要制定可再生能源政策，那么必须和中国合作。

“我的想法和欧洲人民是一样的”

环球时报：我们注意到，您一直在为阿桑奇案发声。您觉得阿桑奇的遭遇说明了什么？现在欧洲社会对此案的主流看法是什么？

戴利：欧洲的舆论情况比美国更糟糕。我们看到不少美国媒体都在质疑起诉阿桑奇，但欧洲主流媒体没有达成这样的共识，一些媒体甚至妖魔化阿桑奇，将关注点放在他的性格等与案情毫无关联的事情上。它们忽略了问题的本质——阿桑奇揭露了美国的战争罪行。

环球时报：您说自己是“社会主义者”。作为“社会主义者”，您在欧洲的从政之路是否会很艰难、孤独？欧洲需要社会主义吗？

戴利：我非常反对新自由主义，这种意识形态目前在欧盟和全球很多经济体中正占据主导地位，它把财富的私有制置于人民利益之上。

当我说自己是“社会主义者”时，我的意思是我反对社会不平等，希望能为普通人服务，在保护环境等方面有所作为。其实，欧洲民众和欧洲议会在很多问题上存在巨大分歧：民众想要获得体面的工作机会、不错的收入和社会保障；民众想要住房，欧洲如今在该领域面临巨大的危机；人们不想把血汗钱花在军费或者与其他国家产生冲突等事件上，他们想要的是国与国之间的合作。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并不孤独，我的想法和欧洲人民是一样的，无论他们是否把自己称为社会主义者。

很可惜，欧盟机构现在推行的是一个新自由主义的议程，它有利于大企业、大农场，而不是人民的利益。脱离民众的是欧洲的各个机构，并不是我。